赵长鹏在狱中如何讲述币安？

（图片说明）加州隆波克联邦监狱的建筑与围栏，官方照片以旧称USP Lompoc收录，该设施现称FCI Lompoc II。彭博于2024年6月报道，赵长鹏在此开始服刑。

限时十五分钟，写下币安往事

按照赵长鹏的回忆，2024年服刑期间，他使用的电脑每次限时十五分钟，不能复制贴上。想到什么，他就赶快打出来，发给助理保存；时间到了，再等候下一次使用。移动一句话也不方便，只能删掉重打，原本连续的思路往往在等待之后中断。

这些零散文字，成为回忆录的初稿。曾经可以迅速调动团队、推出产品的交易所创办人，开始按照别人设定的时间安排，整理自己作过的决定。他后来形容，写作条件虽然受限，却也让自己无暇反覆斟酌，先把记忆留下来。

2023年11月，赵长鹏承认违反美国《银行保密法》，辞去币安行政总裁职务；2024年4月，法院判处他四个月监禁。 2026年4月8日，Freedom of Money Foundation宣布推出其回忆录《Freedom of Money》，香港商务印书馆繁体中文版题为《币安人生：幸运、韧性与保护用户的回忆录》。

这本书始于狱中写作，内容延伸至出狱之后，公开目录也包含特赦章节。读者看到的是经过后续整理的个人回忆，并非全部在服刑期间逐日完成的记录。本文以公开书摘和具名访谈为起点，对照当年的公告与司法文件，阅读他对币安的解释，也追问那些决定给公司和使用者留下了什么。

（图片说明）受限的机构房间内，基本电脑工作站与计时器显示短暂使用时段，一人背对镜头在限制条件下记录文字，呈现回忆录初稿在服刑期间分段完成的环境。 （此图片为Al制作）

平台上线了，持币者仍在亏损

在《天下杂志》刊出的书摘里，赵长鹏记得币安上线时BNB遭遇抛售。团队持续增加功能，价格却没有随之改善。他选择反覆直播，让社群知道团队仍在工作；何一加入的消息，则被他放在这段早期风波的转折处。

这个开局与后来人们熟悉的成功故事并不相同。对开发者而言，系统顺利运行、功能持续改善，可以构成一次成功上线；对买入代币的人而言，最直接的感受仍可能是帐面亏损。两群人看着同一个平台，衡量成败的方式不同。工程进度无法自行回答价格问题，团队的投入也不能保证持币者获利。

赵长鹏选择留在使用者看得见的地方。在他的叙述中，创办人的责任包括持续露面、回答问题，让人看见团队仍在工作。对一家成立不久、资讯有限的公司，这种沟通可以减少猜疑，也让外界有机会观察它是否履行承诺。

使用者对产品、价格和创办人的期待，却容易交织在一起。有人关心交易能否顺利完成，有人关心BNB能否回升，也有人只是想确认团队没有离开。公开露面能够回应其中一部分焦虑，但平台必须承担哪些义务，仍需要具体规则说明。

在2026年7月刊出的《天下》专访中，赵长鹏提到延揽何一及客服团队的经历，并表示，直接面对消费者让他意识到客户服务和市场营运的重要性。一套交易系统要成为有人持续使用的服务，需要有人开发，也需要有人接住客户的问题、处理投诉，并把外界的反应带回公司。

何一在他的叙述中是一个重要转折，但她的加入与其后价格、社群反应的变化，仍不能直接画上等号。价格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社群信任也不由一个人单独建立。这段回忆较清楚呈现的，是赵长鹏开始面对一种超出工程工作的责任：人们已经把钱和信任带进平台，他需要向他们作出解释。

个人信用由此进入币安的经营方式。使用者可以因为相信创办人而留下，然而当资产受到威胁，或者提款出现限制时，他们需要的答案会更加具体。 「保护用户」究竟涵盖什么，也要在这些时刻接受检验。

（图片说明）2022年11月2日，时任币安行政总裁赵长鹏出席葡萄牙里斯本Web Summit的媒体活动。照片记录了他卸任及服刑前的公开形象，并非回忆录出版时的活动现场。

七千枚比特币被盗之后，谁来承担损失

「保护用户」写进了回忆录的副标题，也是赵长鹏长期解释公司决策时使用的原则。

早在2019年署名发表的事件回顾中，他就提到，公司曾在2017年决定花约600万美元，协助承担部分代币项目退款不足的缺口。他把这项选择与后来的用户信任和业务增长连在一起。这是他的回顾性叙述，也说明他在服刑之前，已经透过承担损失的故事，描述自己希望建立的公司文化。

2019年5月的安全事件，则留下了更完整的同期纪录。 5月7日，币安公告表示，攻击者透过一笔交易，从比特币热钱包转走约7,000枚比特币。公司承诺使用用户安全资产基金SAFU全额处理此次损失，同时暂停充值与提款，预计安全检查需时约一周，交易则继续开放。

对使用者而言，这份公告带来了两种不同的讯息。公司表示会处理被盗造成的资产缺口，没有要求用户直接分摊；但资产留在帐户里，也暂时不能照常转出。保障余额与恢复使用，因而成为危机中必须分别处理的工作。

限制提款有防止风险扩大的理由。平台仍在调查受影响范围，也需要确认其他帐户和系统是否安全。然而，需要动用资产的使用者仍须等待。对公司来说，这是一段安全检查时间；对个别客户而言，则可能影响原有的付款、交易或资金安排。帐面损失没有被转嫁，不代表服务中断没有代价。

事故发生后的公开问答中，赵长鹏曾讨论一项来自社群的比特币区块链重组构想。币安随后更新说明，表示不会采用。 5月10日，他又为先前提及重组道歉，并介绍团队正在改善应用程式介面、双重验证和提款验证等安全措施。

这项构想停留在讨论阶段，没有成为币安宣布采用的处理方案。它仍然揭示了一道重要界线：公司可以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资源，比特币的交易纪录却不由一家交易所控制。试图改变既有交易结果，涉及矿工、节点及其他网络参与者，必须考虑平台客户之外的利益。追回损失的目的，不能单独决定可以采取哪些手段。

在同一次后续说明中，赵长鹏把自己的角色描述为协调与沟通，并坦言自己没有在写程式或除错。工程与安全团队检查系统，管理者安排资源和服务限制，创办人持续向外说明，各自承担不同工作。危机能否得到妥善处理，要看这些工作如何配合，也要看公开承诺如何落实。

币安承诺动用基金、承担损失，应被完整记录。具体支付了哪些款项、涵盖哪些损失，则需要相应帐目和处理规则才能确认。当时公告没有逐项交代各类损失的处理结果，不能据此把直接被盗的资产缺口、提款延误及其他间接影响，都视为已获同样补偿。

下一次事故是否适用相同处理，还取决于条款、基金规则、申请程序与争议解决安排。及时承担损失可以建立信任，持续保障则需要让人事先知道：什么情况受到保护，谁有权决定，遭到拒绝时又可以怎样提出异议。这些问题，会在事故结束后继续存在。

（图片说明）2023年11月21日，美国司法部长Merrick Garland在司法部记者会上宣布币安及赵长鹏认罪的相关安排。公司与创办人的案件各有不同的认罪范围，也是阅读赵长鹏个人回忆时需要区分的法律背景。

认罪文件说的，超过一项注册手续

赵长鹏在后来的访谈里，对认罪有自己的解释。

2026年7月《天下》刊出的专访记载，他把案件概括为币安早期服务美国用户，却没有在美国注册。海外版权代理机构2 Seas Agency的书介，也以文书及合规计画是否足够有效来介绍案件。前者是他的公开表述，后者是出版推介文字，都需要与认罪文件所载的内容对照。

2023年11月的个人认罪协议记载，赵长鹏承认故意导致币安未能维持有效的反洗钱计画，违反美国《银行保密法》。协议中的事实陈述包括：他知道币安服务美国用户，知道因此产生的注册及反洗钱义务，也知道客户身分审查可能使部分客户离开。

反洗钱计画包含具体的经营要求。协议列及内部政策与控制、指定合规负责人、员工训练和独立检查等事项。这些安排会影响平台接纳谁、掌握多少客户资料，以及如何发现和处理风险。只用未完成注册来概括案件，会省略管理者如何组织业务、如何落实已知义务的问题。

司法部同日对公司案情的说明，还记载币安宣布限制美国用户之后，高层曾计划协助部分高交易量VIP客户透过离岸实体开立帐户并转移资产。公司希望留住提供交易量和流动性的客户，也知道自己面对相应法律要求。管理层如何处理这些商业利益与法律义务之间的冲突，是理解案件不可省略的一部分。

公司与个人的认罪范围并不相同。币安公司的案件涉及《银行保密法》、未登记经营货币传输业务及制裁违规等事项；赵长鹏的个人定罪，则须依个人协议理解。公司的全部罪名不能直接加到他个人名下，他的个人罪名不涉及诈欺，也不能用来概括公司面对的全部问题。

量刑时，辩方要求判处非监禁的监督处分（probation），援引其认责、个人情况与相近案件等理由；检方要求三十六个月监禁。 2024年4月30日，法院判处四个月。据路透社庭审报导，法官指出，赵长鹏拥有推动合规所需的资源和人力，却未把握机会落实。这项批评指向的，是一位有能力组织公司运作的管理者，如何使用自己掌握的资源。

赵长鹏自己对失误最直接的一次表述，出现在致法官的信里。信函署日期2024年2月2日，于4月23日提交法院。他承认，本应更早把合规改革放在优先位置，并写道：「我未能在币安建立必要的合规控制，没有任何借口。」

这句话与后来以注册问题概括案件的说法，在解释范围上有所不同。信函承认的是必要控制没有建立，访谈中的简化表述则容易使读者把问题理解为一项行政手续。即使不推测他采用不同说法的动机，这种差异仍会影响公众对案件的认识。

到了2026年9月刊出的《香港01》专访，他又从公司与行业的处境，解释接受案件处理的选择。他认为自己承担下来，可以避免币安及行业受到更大影响。这是他对当时选择的评估，未发生的另一种结果，无法得到同样验证。

接受认罪、卸任与服刑，说明他如何承担案件后果；此前为何没有履行已知义务，则需要回到当年的经营决定。承担后果不能代替对先前行为的交代，追问先前行为也不必否定他后来接受处理的事实。两者共同构成这段历史，任何一面被省略，都会使责任的轮廓变得不完整。

2025年10月，特朗普总统赦免赵长鹏。依美国司法部对赦免制度的说明，赦免不会自行抹除定罪纪录。当年提交法院的认罪文件，仍然是理解其选择与责任的重要纪录。

（图片说明）赵长鹏个人认罪协议第二页，法院提交日期为2023年11月21日。页面列出未能维持有效反洗钱计画的罪名及犯罪构成要件，为文章比较其公开解释与司法纪录提供直接依据。图片保留原有案号、日期、行号及页码。

服刑之后，他重新衡量时间与自由

那封致法官的信，为理解狱中回忆提供了一个时间座标：赵长鹏对合规失误的书面认责，早于服刑。监狱生活可能带来其他思考，但此前已经出现的反省，不能全部归因于失去自由的经历。

他在出狱后对生活重心的描述，则比较清楚。在Foresight News访谈中，赵长鹏表示，拘禁期间的不确定性带来很大心理压力，自己尤其想念家人与朋友，也更加重视健康。他担心的包括被关押时间是否还会延长；如果能够确定结束的时间，他认为自己的心态会轻松一些。

他也表示，出狱后会更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调整生活重心。这是他对服刑影响的具体描述：过去投入工作的时间与注意力，需要重新分配，家人和健康在其中有了不同的分量。

2026年的《香港01》访谈中，他形容卸任后的生活压力减轻，工作转向投资等事务。离开行政总裁职位，使他有机会选择新的投入方向。对一位长期把个人身分与公司连在一起的创办人而言，这种生活安排本身就是一项变化，无须全部透过下一项投资的成败衡量。

他的基本信念没有随服刑消失。在《香港01》专访中，他仍肯定区块链与金钱自由的价值，同时承认自由需要约束。相信一项技术的前景，与承认经营中的错误，可以同时存在；承认错误，也不要求他否定自己多年投入的整个行业。

他承认合规失误，也在后来的访谈中解释自己为何接受认罪安排；他重新重视家人与健康，同时继续相信加密金融的未来。至于公司治理是否改善，仍要看政策、执行与责任安排。赵长鹏可以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币安的用户则仍须依靠公司的规则处理问题。

（图片说明）2016年9月拍摄的西雅图联邦法院，位于Stewart Street 700号，是华盛顿西区联邦地方法院的所在地。赵长鹏的个人刑事案件由该法院处理；这张照片交代案件的司法环境，并非认罪或量刑当日的现场。

创办人卸任之后，承诺由谁继续履行

赵长鹏在狱中整理往事时，币安已开始由其他人接任管理职务。 2023年11月21日，公司宣布Richard Teng接替他出任行政总裁。同一份公告表示，赵长鹏仍为多数股权持有人，并可就历史业务提供咨询。这是公司当时对双方关系的公开说明。

当年的公司认罪协议另列有禁止赵长鹏参与经营或管理的安排。股东身分、提供意见与正式管理权限，需要分别理解。公司公告交代对外宣布的交接，法律文件列出相应限制；具体决策由谁作出，则要看实际授权和执行纪录。

2025年12月3日，币安宣布何一与Richard Teng共同担任联席行政总裁。早期回忆中以共同创办人身分出现的何一，后来承担了公开宣布的最高管理职务之一。她与其他管理者如何延续或调整公司原则，需要由他们自己的决定说明。

赵长鹏的经验、持股和个人声望，仍是理解他与币安关系时可能需要考虑的因素，但它们不能互相替代。有人向创办人征询意见，与创办人拥有正式决策权，是两件不同的事；市场重视他的发言，也不等于他决定平台每一项日常安排。

对用户而言，交接是否有效，有更直接的衡量方式。提款被限制时，由哪个部门处理；发生资产损失时，谁决定是否补偿；对处理结果有异议时，又可以向谁申诉。这些答案若能随职务和程序延续，用户就不必先找到创办人，才能知道自己的问题由谁负责。

2019年的事故，也因此与后来的交接问题连在一起。当年的管理者公开承诺处理损失，同时限制提款、调整安全措施；日后遇到类似情况，新任管理者可以作出哪些决定，又受哪些规则约束，才是承诺能否延续的关键。这也是第七篇讨论资产权利之后，仍须继续追问的责任问题。

在公开回忆与访谈中，赵长鹏重视危机发生时是否出面、是否愿意承担损失，以及公司能否继续运作。他写给法院的信，则承认有些合规工作本应更早完成。前一种责任集中在问题发生后如何处理，后一种责任涉及问题发生前应当建立什么。两者都与用户的处境有关，也都需要具体的制度安排承接。

下一次提款被暂停时，用户需要知道，自己可以依据哪一项规则，向谁要求答覆。即使当年作出承诺的创办人已经离任，这个问题仍然需要有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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