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长鹏与何一：币安是怎样被造出来的？

（图片说明）赵长鹏、何一合影。 Binance在创业初期由工程、产品、市场、营运及社群等多个职能共同推进，形成其早期交易平台与用户体系。

四十五天，一家新交易所已经有了十二万名注册用户

2017年7月14日，Binance正式开放交易。

四十五天后，公司公布注册用户达到122,729人，团队增加至78人，每天仍有约4,000至6,000个新帐户进入。 Binance当时还称，逾6万名用户每天至少有一次系统可以追踪的操作，包括登入、充值、提款、下单和成交；按照公司引用的CoinMarketCap数据，8月27日当天，它的24小时交易量在全球排名第12。

这些都是Binance自己的同期统计，并非第三方审计数据，但它们保存了一家公司刚刚出现时难得的截面。 6月14日，项目启动；6月26日，ICO开始；7月3日，ICO结束；7月14日，交易所正式开门。从团队决定做Binance，到第一批交易真正发生，只有一个月。

今天回头看，12万这个数字本身已经没有那么重要。更值得回答的是，一家只有四十五天交易历史的平台，为什么已经有人愿意把比特币、以太币，以及其他可能真正损失的资产转进去？

当时的Binance没有今天超过3亿的注册用户，也没有在阿布扎比全球市场监管下分开承担交易、清算、托管和经纪责任的不同法人。它甚至还没有完整经营过一个季度。

事后回看，这段历史很容易被整理成一个顺畅的创业故事：赵长鹏懂技术，何一懂市场，两个人遇上2017年的Crypto牛市，半年做出全球最大的交易所。

2017年的原始资料呈现出更复杂的形成过程。

一支做过金融交易系统的团队已经存在；BNB在交易所正式开门以前便进入融资与用户结构；ICO带来的不只有资金，还有第一批帐户和等待交易的资产；新Token大量出现，而世界各地的监管者仍在摸索应该如何理解一种全天候、跨境、主要以加密资产结算的新市场。

赵长鹏与何一的重要性，需要放回这套结构里理解。

Binance也正是在这个时间窗口中，一块一块地被组合起来。

（图片说明）赵长鹏作为Binance主要创办人之一，他此前长期从事金融交易系统与加密资产基础设施相关工作。速度帮一家创业公司活下来，却不能自动回答数亿帐户所需要的反洗钱、托管与可追究责任。

交易所开门以前，团队已经做了多年交易系统

赵长鹏（Changpeng Zhao，CZ）的早期经历经常被写成个人奋斗史：中国出生、加拿大成长、学习计算机科学、接触Bitcoin，最后创办Binance。对理解一家交易所而言，更有价值的是另一条职业路径——他在2017年以前究竟做过哪些交易系统。

赵长鹏早年曾在东京参与证券交易相关软件工作，2001年至2005年任职Bloomberg Tradebook，之后在上海创办Fusion Systems，开发高频与低延迟交易系统。进入加密产业后，他先后参与Blockchain.info与OKCoin，之后再创办BijieTech，向其他交易平台提供系统。

Binance早期白皮书留下的团队名单，使这段经历变得更加具体。

Roger Wang负责技术；James Hofbauer负责系统架构；Paul Jankunas参与撮合引擎工程；Allan Yan负责产品；Sunny Li负责营运。多名核心成员此前已在传统金融、Fusion Systems或者BijieTech工作。

因此，2017年6月的Binance并不是先有一个交易所概念，再招聘一批工程师，第一次研究撮合、帐户、API和钱包应该如何运作。它带着一支已有共同工作经验、也熟悉金融交易系统的人进入市场。

白皮书当时宣称，Binance的撮合引擎每秒可以处理140万笔订单。公开资料中没有2017年的独立压力测试足以验证这项性能，因此它更适合作为创业团队当年的技术主张，而不是一个已被第三方证实的数字。

相比之下，上线后的产品节奏更加具体。 7月14日交易所开放，7月19日API已经推出，7月底增加KYC身份核验，8月11日推出移动版本，随后又陆续增加语言介面与新的交易资产。

一间新交易所可以在几个星期内完成如此密集的产品迭代，与团队此前的工程积累很难完全分开。

至今仍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公司史问题没有答案：Binance第一版系统究竟有多少延续了BijieTech已有的技术与架构，又有多少是在2017年6月以后重新开发？

这个问题需要赵长鹏和最早的工程师亲自回答。

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当Binance开始营运时，站在它背后的并不是一群第一次接触金融交易系统的人。

（图片说明）何一坐在黄色币安标识背板前。早期白皮书把她写在投资人与顾问栏，后来才成为共同创办人与联席CEO；市场、客服、品牌与社群，是撮合引擎之外把系统做成市场的那一半。

何一已经在早期文件里，只是她当年的位置与今天不同

何一（Yi He）进入Binance公司史的位置，需要把今天的头衔与2017年的原始文件分开来看。

今天，Binance正式将何一列为共同创办人。 2025年12月，她进一步出任联席CEO，与Richard Teng共同领导公司。多年来，她参与的范围已覆盖业务、品牌、客户服务、人才、产品与用户社群。

她在加入Binance以前，也早已进入加密交易与中国互联网产业。何一曾参与OKCoin早期发展，赵长鹏正是在OKCoin时期与她形成工作交集；离开OKCoin后，她进入一下科技，负责品牌与市场。几年后，两人的职业路径再次在Binance交会。

现存的Whitepaper V1.1留下了一个今天较少被提及的细节。何一没有出现在赵长鹏、Roger Wang、James Hofbauer等人所在的核心执行团队名单，而是被列在「Investors & Advisors」部分，身份写作一下科技CMO以及前OKCoin共同创办人。

这份文件至少说明，在该版本白皮书形成时，何一已经身处Binance最早期的关系网中，只是当时文件呈现的角色与今天的共同创办人、联席CEO并不相同。

何一自己后来谈到2017年时，也留下了需要仔细理解的时间线。她曾把2017年9月称为加入Binance的第一个月，同时又回忆包括自己在内的创办团队在那个夏季曾身处上海。

这些材料没有必要被制造成「共同创办人身份争议」。

创办一家公司，本来就未必是一个精确到某一天的事件。有人写下最初的代码，有人参与第一轮资本与关系，有人加入以后承担足以改变企业形态的核心工作；正式职务、股权、管理权与对外头衔，也可能在不同时点逐渐形成。

公开资料目前还不足以精确回答何一在哪一天正式加入、最初持有多少股权、第一个职务是什么，以及她加入前后的用户增长、成交深度和上币节奏分别发生了多少可量化的变化。

这些问题应由更早的公司文件、早期员工和当事人的采访来回答。

不过，一家交易所从系统变成市场，需要的能力远远超过写出撮合引擎。第一批买方、卖方、项目、客服、社群和品牌必须被聚集到同一个地方；用户提款遇到问题时有人回答，项目方愿意把资产放上平台，社群愿意在系统出现问题时继续留下，这些事情都会直接影响流动性和信任。

何一在Binance长期负责的，恰恰集中在这些领域。

如果未来能够取得更多2017年的原始记录，她真正值得被还原的，也不只是一个后来形成的职位，而是她究竟怎样参与了一个交易市场最早的形成。

（图片说明）据档案说明，这是2023年11月美国政府就币安及赵长鹏认罪案举行的记者会。币安公司就共谋违反《银行保密法》及未登记为货币传输业务，以及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认罪，同意支付逾43亿美元并聘请独立合规监察人。

BNB先进入市场，交易所随后才开门

Binance与许多互联网公司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它没有先把产品运行多年，再去寻找商业模式。 BNB从公司形成之初，就与融资、用户激励和平台使用放在同一套结构里。

早期白皮书设定BNB初始总量为2亿枚，其中1亿枚、即50%，用于ICO；8,000万枚、即40%，配置给创办团队；2,000万枚、即10%，配置给天使投资者。团队部分原先另有分期归属安排。

白皮书留下的另一组数字更值得注意。计划募集资金的35%用于平台建设、系统升级、招聘和开发，50%用于品牌、市场、推广、教育与广告，其余15%留作应急储备。

一家后来以技术速度与流动性闻名的公司，最早却计划把一半募资投入市场与品牌，这个数字本身已经说明创办团队怎样理解交易所生意：撮合系统完成之后，市场不会自动出现。

交易必须有人买，也有人卖；需要项目、资产、订单、客服与品牌，也需要第一批愿意把钱转进来的人。

赵长鹏在2017年7月3日、ICO刚刚结束时留下的一篇文章，把这套思路说得更加直接。他称，ICO带给Binance的不只有资金，也有约2万名已经注册的“seed users”，其中一部分人在交易所正式开放之前便把资产存入网站，等待交易。

对于一个尚未形成正常成交量的新市场，这些提前进入的账户与资产，本身已经具有市场价值。它们有可能成为最早的买单与卖单，也降低了交易所开门时几乎没有流动性的风险。

因此，Binance的ICO在公司形成阶段承担了两个角色：它为企业提供启动资金，也替一个尚未开始正常交易的市场提前聚集人和资产。

BNB则把这种关系进一步向产品内部延伸。

它最初是Ethereum上的ERC-20代币。按照早期设计，用户以BNB支付Binance交易手续费，第一年可以享受50%折扣，此后折扣逐步下降。白皮书还设计了季度回购及销毁安排，希望逐渐把2亿枚的初始供应量减少至1亿枚。

2017年10月，Binance完成第一次季度BNB销毁，共计986,000枚。后来的BNB机制经过多次修改，团队最初分配的8,000万枚也在2019年被公司宣布放弃并纳入销毁计划，此后的季度销毁又转向新的Auto-Burn公式。

那些后来发生的变化，不应该被带回2017年替代最初设计。

2017年的安排本身已经足够清楚：公司发行BNB获得资金，用户持有或使用BNB可以降低交易费用，BNB同时在Binance自己的市场进行交易，而创办团队按照白皮书获得初始供应量的40%。

融资、产品使用、用户利益和创办团队经济利益，由此在公司诞生之初发生了联系。

对于当时的创业团队而言，这是一套具有很强商业吸引力的冷启动机制。

对于后来规模巨大的金融平台，它又留下了另一个长期问题：一家企业参与建立一项代币，同时经营这项代币最重要的交易场所时，平台自身利益、代币持有人利益和市场治理之间应当保持怎样的距离？

2017年的Binance首先需要让市场转起来。

这个制度问题，是后来才逐渐变得无法回避的。

（图片说明）2017年9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要求停止相关代币融资活动，并对交易平台的兑换、买卖及资讯中介业务作出限制。

一千五百万美元，是这段创业史里仍然没有完全对上的一笔账

BNB ICO也留下了Binance公司史中最值得保持克制的一组数字。

赵长鹏在2017年7月3日的同期文章中称，团队从决定进行ICO到完成准备与募资，只用了16天，取得约1,500万美元等值的加密资产。 Binance此后多年一直沿用这一数字。

几天之后，公司又宣布，ICO部分的1亿枚BNB已经完成发出，其中2,000万枚通过btc9.com处理，2,000万枚通过RenRenICO处理，另外6,000万枚由Binance.com处理。

不过，“发出1亿枚”与“1亿枚全部被互不关联的公开投资者实际认购”，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

2023年，Forbes与Gray Wolf Analytics、Inca Digital重新分析早期链上钱包流向，提出了另一套结果。调查认为，可以辨认为流向推定公开ICO参与者的BNB最多约1,078万枚，并据此质疑实际募集金额是否达到1,500万美元；研究也对天使投资者相关地址取得的代币数量提出疑问。

Binance没有对Forbes提出的详细核查问题作出实质回应。

链上分析同样不是一本天然完整的股东名册。如果部分ICO参与者的BNB由平台集中保管，个人的受益权益只记录在交易所内部账簿，没有立即分散到各自的链上地址，仅凭公开区块链便可能低估真正的认购数量。

因此，现有公开资料还不足以替任何一方完成最终对账。

能够确定的是，赵长鹏与Binance在2017年公开表示ICO募集约1,500万美元等值资产；多年后的链上调查对公开销售规模和实际募资额提出重大质疑，而市场仍然缺少一套足以把两种口径完整对上的原始记录。

这一分歧并没有削弱Binance的创业史，反而让2017年的融资环境变得更加清楚。

当年的一笔全球ICO可以在数周内完成，没有今天公开证券发行中的承销账簿、投资者分配清单、审计财务报表与法定持有人登记。多年以后，人们仍然需要借助早期钱包、链上取证与公司回忆，试图重建资金究竟怎样流动。

那是2017年Crypto市场速度的一部分。

也是制度后来不得不补上的一部分。

第一批人把资产转进来以后，市场才真正开始形成

Binance称，2017年6月24日网站开放首日已有9,000个注册账户；7月3日ICO结束时，赵长鹏称已有约2万名种子用户；到8月27日，公司公布的注册账户超过12万。

数字留下来了。

那些人的声音却很少被保存。

平台当时确实提供了一些非常具体的吸引力。 API很早就开放，公司曾推出一个月零交易费，BNB可以降低手续费，新Token进入平台的速度很快。对于2017年的交易者而言，更低的费用、更多的交易对、更容易接入的API，以及牛市里不断出现的新资产，都可能成为把资金移到Binance的理由。

创办人的行业经历同样可能影响判断。有人认识赵长鹏，有人知道何一；有人听朋友推荐，也有人只是在那个市场情绪高度亢奋的年份，愿意承担一家新交易所额外的平台风险。

公开文件可以记录Binance做过什么，却无法替那些用户解释自己的决定。

如果这项研究最终能够找到2017年最早的一批普通用户和做市商，最值得问的问题也许只有一句：

第一次把Bitcoin或者Ether转进Binance的时候，你为什么愿意相信它？

答案未必宏大。

可能只是API比较好用，提款更快，某个Token别处买不到，或者朋友已经开始使用。

但正是这些具体而普通的理由，最后构成一个金融市场最早的信任。

交易所还需要解决另一件事情：账户多，不等于市场有足够深度。

如果买单和卖单太少，十二万名注册用户也可能面对巨大的价差和滑点。 Binance在那几个月密集增加交易资产、开放API、降低费率，很可能推动更多订单进入市场；流动性改善以后，项目方和新的交易者又更愿意进入同一平台。

后来人们常用“流动性飞轮”解释这段增长。

商业逻辑是成立的，但历史研究仍缺少一组更硬的证据：2017年下半年的订单簿深度、买卖价差、主要交易对的逐日成交量、第一批做市商，以及与Bitfinex、Bittrex、Poloniex、Huobi等竞争平台的同期比较。

这些资料如果能够重新找到，Binance从一个产品变成一个市场的过程，才会真正完整。

（图片说明）Binance公布的BNB历次季度销毁纪录，其中首次销毁为986,000枚BNB。 BNB早期的供应、回购与销毁机制此后曾多次调整。

9月4日，交易所正式上线上仅第五十二天

2017年9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

公告把代币发行融资界定为未经批准的非法公开融资活动，要求各类ICO立即停止并进行清退，同时规定所谓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从事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相关资产，也不得提供定价、信息中介等服务。 9月中旬，地方执行与境内交易平台停止交易的措施进一步落实。

对Binance而言，这场政策变化几乎与公司成立同时发生。

9月4日当天，Binance公开表示正在研究如何符合中国的新规定，并称其所谓“western community”已经占用户基础81%以上。这个分类没有公开的方法说明，也没有第三方验证，但它至少留下了一份重要的同期纪录：在中国监管政策急剧变化之前，Binance已经把自己理解为一个面向多个国家和语言市场的平台。

随后，公司宣布停止向中国境内用户继续提供相关服务，而国际业务维持运行。

因此，中国监管变化并没有创造Binance的国际化。英语界面、多语言产品、纯Crypto交易以及面向全球的ICO，本来就在早期设计里。

政策改变的是公司的选择空间，也改变了时间。

Binance失去了继续以中国为主要市场之一发展的路径，团队不得不更快地把注意力转向其他司法管辖区、其他用户群和新的营运地点。

后来那段涉及东京、香港、马耳他，以及“总部究竟在哪里”的漫长公司史，由此逐渐展开。

但在2017年9月，团队面对的问题没有后来那么抽象。

一家刚刚正式交易五十二天的公司，首先需要继续活下去。

六百万美元退款，留下了企业文化，也留下了一笔尚未完整对账的历史

Binance后来多次讲过一件发生在2017年9月的事情。

按照赵长鹏多年后的回忆，中国政策变化后，Binance涉及的数个ICO项目出现退款缺口，相关项目团队无法按照原始价格补偿投资者，公司最终决定自行承担约600万美元。他后来称，这笔支出占Binance当时资金相当大的比例。

同期资料能够确认故事的一部分。 2017年9月4日，Binance公告称，应Super Skynet项目方要求，平台将按照ICO原始汇率向投资者退回相应的ETH。

但公开资料里没有完整的同期账簿，可以独立核对后来所说的全部项目与600万美元总额，因此这一数字仍应保留为赵长鹏和Binance自己的历史口径。

这并不妨碍理解当时的决策。

一家成立不足两个月的公司面对一个市场尚无成熟规则处理的损失，可以由创办人与核心管理层迅速决定使用公司资金补偿用户。

这类决定可能帮助一家年轻企业建立信用，也逐渐形成Binance后来不断强调的“Users First”。

然而，同一种决策方式不会因为公司变大而永远适用。

几百万美元的临时退款，可以依靠创办人的判断迅速完成；当一项决定涉及的是数千万乃至数亿账户的资产，企业需要的会变成政策、授权、资产边界、审批程序和可以事后追溯的责任链。

这不是在用今天的制度要求审判一家2017年的创业公司。

它只是说明，公司的规模会改变信任所需要的形式。

（图片说明）据档案说明，这是2022年7月8日在法国巴黎为币安五周年制作的庆祝蛋糕。币安于2017年7月14日上线，其后逐步把业务和社群活动扩展到欧洲等地；公司称其全球注册用户在2025年突破3亿，但注册帐户并不等同活跃交易者。

「180天」很好记，市场纪录能确定的是不到一年

Binance今天仍然把早期历史概括为：2017年7月上线，在180天内成为全球最大的数字资产交易所。

这句话很好记，也抓住了公司成长的速度。

如果追问第一次登顶究竟发生在哪一天，纪录却没有如此整齐。

2017年8月27日，公司自己的同期资料仍把Binance放在全球交易量第12位；赵长鹏多年后回忆，2017年12月18日第一次得知Binance成为全球交易量最大的交易所，但现有公开资料中缺少足够的同期第三方排名，能够把这个日期确认到没有争议。

国际财经媒体提供的是一个更可靠的时间范围。到2018年初，Binance已经被描述为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同年3月，Bloomberg再次报道称，它用不到八个月时间成为全球按交易价值计算最大的数字资产交易平台。

所以，对于公司史而言，没有必要让一个精确日期承担超过证据本身的确定性。

可以确认的结果已经足够惊人：

Binance正式交易不到一年，已经进入全球Crypto市场最中心的位置。

这也让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更加清楚。如此快速的市场形成，并不是140万笔撮合能力、BNB手续费折扣、何一个人的市场能力、2017年的牛市或者监管时间差中任何一项单独造成的结果。

交易系统的积累、ICO带来的资金和种子用户、BNB把手续费与平台使用连接起来的设计、快速增加的资产和API、旺盛的交易需求，以及尚未形成共同边界的全球监管市场，在几个月内同时发挥作用。

这是一个特殊年代的产物。

也是一支团队的执行结果。

二者缺一，历史都可能不同。

六年之后，早期的速度开始面对金融机构的责任

2023年11月21日，赵长鹏在美国联邦法院承认违反《银行保密法》，具体涉及Binance未能建立并维持有效的反洗钱计划，并辞去CEO职务。 Binance公司的认罪范围更广，包括《银行保密法》、未注册货币传输业务以及《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相关罪名，公司同意支付超过43亿美元。

这些法律事实不能倒过来证明，2017年的快速产品迭代、跨境经营、纯Crypto交易结构或者创办人集中决策必然导致六年后的刑事责任。

如果要建立这种因果，需要完整的内部合规纪录、管理指令、人员决策与监管往来。

公司史能够提出的问题更有限，却也更值得留下：一家创业公司最有效的工作方式，在什么规模开始需要改变？

几十人的团队可以在一天里修改产品，也可以在市场突然变化时快速决定退款，或者在一个国家的政策收紧以后，把业务重心转向其他地区。这些能力帮助Binance在2017年生存下来，并迅速取得市场。

当一个平台开始处理数以百万、千万乃至上亿账户的资产时，速度旁边会多出另一套要求——身份核验、反洗钱、制裁、托管、利益冲突、监管资本以及明确的司法责任。

速度仍然具有价值。

只是到了这个阶段，金融市场对信任的要求已经发生变化。

（图片说明）美国总统川普对赵长鹏发出的赦免令文件首页。据档案说明，文件签署日期为2025年10月21日，白宫于10月23日公布赦免。赦免令的对象是赵长鹏个人。

九年后，同一个Binance品牌后面已经出现三家持牌实体

到2025年底，Binance宣布全球注册用户突破3亿。这里的3亿是公司统计的registered users，并不等同于3亿名每日或每月活跃交易者。

2026年1月5日，Binance全球平台正式切换至阿布扎比全球市场监管架构。

Nest Exchange Limited负责场内交易；Nest Clearing and Custody Limited承担清算、结算、中央对手方和主要数字资产托管；Nest Trading Limited则负责部分场外、自营及经纪类服务。用户继续登录同一个Binance账户，余额、订单和大部分日常操作被设计成保持连续，但相关服务的合同关系和监管责任开始由不同法人分别承担。

对于普通用户，屏幕上的品牌没有变。

变化发生在屏幕后面。

谁和用户订立合同，谁保管资产，谁清算交易，哪一家法人对哪一项监管义务负责，开始拥有更加明确的答案。

把这个画面和2017年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一家金融平台两个很不相同的生命阶段。

最早的团队努力把撮合、钱包、Token、API、客服、品牌、用户和流动性尽快放到同一套系统里，因为市场能否形成取决于这些环节是否同时运作。

九年以后，公司开始把其中一些功能重新分开，因为一个已经达到全球规模的平台，需要让交易、托管、清算和经纪分别具有清楚的法律主体与责任边界。

2017年需要回答的是，能不能把市场做出来。

2026年需要回答的是，一个已经做大的市场应当由怎样的制度来承接。

这一部分，留给本系列后面的文章继续研究。

（图片说明）交易员在纽约办公室追踪加密资产市场。赵长鹏与币安的故事，早已不只是单一平台的成长史，也牵动全球加密市场、稳定币与监管秩序的重新调整。

币安是谁造出来的？

如果一定要回答这篇文章的标题，最容易失真的方式，就是把所有功劳只分给赵长鹏和何一。

Binance今天自己的公司资料，除了两人，也把何英娜（Heina Chen）列为共同创办人；2017年早期文件留下的团队名单中，还有Roger Wang、James Hofbauer、Paul Jankunas、Allan Yan、Sunny Li以及其他工程、产品和营运人员。

再往外一层，还有最初的天使投资者、项目方、做市商，以及那些在公司没有多年营运纪录、也没有今天牌照架构的情况下，依然愿意把资产转入平台的第一批用户。

赵长鹏带进Binance的是多年交易系统与Crypto基础设施经验，也带进了一支已有共同工作历史的技术团队。何一后来长期参与的领域覆盖品牌、用户、客服、业务、人才和产品，她此前在OKCoin与一下科技的经历与这些工作彼此相连。至于她在公司最初几个月究竟参与了哪些具体决策，何时取得什么样的股权和正式管理权，公开的公司史仍有需要由原始文件和当事人补上的空白。

BNB提供了资本与用户激励的另一层结构。 ICO替公司募集资金，也提前带入一批可能成为交易者的人；2017年的Crypto牛市提供了巨大的交易需求，中国9月的政策改变了公司的地理选择，而全球监管尚未形成共同边界的那段时间，又给跨境交易平台留下了一个此后越来越难复制的窗口。

所以，Binance更接近一场组合，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单一发明。

2017年的团队需要同时完成两件很难的事情：一套交易系统必须真正运作，也要有足够多的人愿意走进这套系统，把自己的资产放进去。

前一件事依靠代码、伺服器、撮合和多年工程经验；后一件事依靠产品、流动性、服务、品牌，以及很难被财务报表量化的信任。

几个月里，两件事情同时发生了。

九年以后，再研究赵长鹏与何一，意义已经不只是重新分配谁对成功贡献更多。更重要的是看见，一家全球金融平台最初依靠什么取得人的信任，以及当公司逐渐大到数亿注册用户，那份信任又如何开始离开个人声誉与创办人速度，进入牌照、法人、托管、清算、治理和可以被追究的责任之中。

2017年的Binance首先回答了一个创业问题：能不能在极短时间里造出一个市场。

今天，它需要回答的已经是另一个问题。

《三亿用户之后，Binance究竟想成为什么？ 》

这也是本系列下一篇要研究的内容。

Binance的形成无法由一名创办人、一项技术或一轮牛市单独解释。交易系统多年累积的经验、BNB的早期设计、ICO带来的资本和种子用户、快速增加的交易需求、何一及早期团队建立市场的能力，以及2017年仍高度分散的全球监管环境，共同构成了一个短暂而特殊的窗口。

今天重新研究这段历史，价值也已不只在于解释一家Crypto公司为什么可以迅速成功。它留下了一个更长久的金融样本：市场可以在制度尚未跟上的年代形成得多快；而当这个市场最终承载数亿注册用户的交易与资产后，那些早期依靠人的判断、速度和信任完成的事情，又必须如何逐步交给规则。

免责声明

本文仅供新闻研究、制度分析及资讯参考，不构成投资、证券、法律、税务或交易建议。部分历史资料来自公司文件、当事人回顾及第三方链上分析；存在资料分歧或尚未独立确认之处，均依公开证据的实际范围作出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