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足球经济最大的赢家？

编者按：

世界杯通常以胜负、球星与国家荣誉进入公共视野，支撑这项全球赛事的商业权利、公共成本与收入分配却较少受到完整审视。本文以FIFA财务资料、俱乐部收入、主办地经济表现及球员分配为基础，分析足球经济中的权利结构。文章所称的「最大赢家」，并非单纯比较某一年度的利润，而是观察谁能长期掌握赛事产权、定价能力、准入规则与资金分配入口。

（图片说明）世界杯决赛终场哨响后，冠军队长高举奖杯的经典一刻。荣誉属于场上的胜者，而真正的经济规则与权利入口，却早已在赛前被锁定。

世界杯决赛终场哨响，镜头停在冠军队长高举奖杯的一刻。

有人赢得荣誉，有人领到奖金，有人的市场身价在一夜之间上升。酒吧忙着招呼球迷，航空公司加开航班，球衣商店连夜补货，主办城市也会在赛事结束后公布一组关于游客、消费与就业的数字。

当球场上的掌声逐渐散去，另一场更安静的比赛才显出轮廓。

场馆由谁兴建，安保费用由谁支付，球员薪资由谁承担，转播收视不及预期的风险又落在谁的账上？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比赛尚未开始以前，那些最有价值的转播权、商业权与赞助席位，往往早已透过一份份合约完成出售。

本文所说的「最大赢家」，并不是某一年度的利润冠军，也不是在一届赛事中收入最多的单一企业。真正值得观察的，是谁能够长期掌握稀缺赛事产权，提前锁定主要收入，并把相当一部分重资产成本与商业风险留在体系中的其他位置。

按照这个标准，足球经济中最有利的制度位置，属于顶级赛事权利的拥有者。若只选一家最具代表性的机构，答案是国际足球总会FIFA。

一项几乎不必自行兴建球场的全球权利生意

FIFA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必像俱乐部那样，每年供养数十名球员，也不必像东道国那样投入巨额资金改善交通、改造场馆、扩充机场与维持城市运行。

它掌握的是「世界杯」这个名称、整套竞赛制度、品牌、商业授权，以及覆盖全球的媒体转播权。

根据FIFA公布的财务资料，2019年至2022年的完整周期内，FIFA总收入达到75.68亿美元，其中与卡塔尔世界杯相关的收入约为63.14亿美元，占整个周期收入的83%。主要收入来源包括电视转播权、营销权、授权商品、款待服务与门票。

进入2023至2026周期后，FIFA将收入目标上调至130亿美元，比上一个完整周期增加约72%。扩军至32支球队的2025年俱乐部世界杯，也被纳入约20亿美元的相关收入预期。

这些数字指的是收入，不能直接等同于利润。 FIFA并不是一家传统意义上向股东派发盈利的上市公司，赛事运营、会员协会拨款、球队奖金与全球足球发展计划，都需要由这些收入支持。

然而，收入是否全部被机构自身保留，并不是判断制度位置的唯一尺度。 FIFA真正重要的优势，在于它掌握了资金进入世界足球体系的入口，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收入如何被分配。

德勤公布的资料显示，全球收入最高的二十家足球俱乐部，在2024至2025赛季合计创造约124亿欧元收入。 FIFA一个四年周期130亿美元的目标，与这二十家具乐部一个赛季的收入规模大致接近。两组数据的时间与币种口径并不相同，不能用来直接比较经营效率，却足以显示顶级足球收入向赛事平台集中的程度。

俱乐部每签下一位巨星，薪资、转会费和经纪人佣金往往同时增加。赛事权利持有者开拓新的转播市场，增加赞助类别或者扩大比赛规模时，新增收入则可能高于相应增加的组织成本。

这正是足球经济中最强大的制度位置。它出售的不是一支球队某一年的表现，而是一套能够把全球最优秀球员、最强烈国家情感与数十亿观众组织在一起的竞赛秩序。

（图片说明）瑞士苏黎世FIFA总部外的金属标志。这家机构不必每年供养球星、也不必自行兴建场馆，却长期掌握世界杯名称、竞赛制度、品牌授权与全球转播权的核心入口。

比赛真正出售的是无法轻易复制的注意力

足球比赛表面上出售门票，背后出售的是全球注意力。

四年一次的世界杯，能够在短时间内把国家身份、球星、历史记忆、商业品牌和全球观众的情绪集中在同一个舞台。这种注意力需要长时间的竞赛传统、国家参与和球迷文化累积，很难由另一项娱乐产品在短期内复制。

FIFA公布的资料显示，2026年世界杯一个随机抽签售票阶段，在33天内收到超过5亿张门票申请，申请范围覆盖FIFA全部211个会员协会所在的国家和地区。

这个数字指的是门票申请总量，并不代表5亿名独立购票者，同一名申请者可以申请多场比赛或者多张门票。即便如此，它仍然反映了世界杯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程度。

需求愈集中，权利拥有者的定价能力便愈强。转播平台支付费用，是为了取得某一市场的观众入口；赞助企业购买的是品牌与全球赛事情绪建立联系的机会；主办国希望借助世界杯提升城市与国家形象；球迷则为亲临现场、观看比赛和购买商品支付价格。

这些交易最终都围绕同一组核心资产展开，也就是FIFA所控制的赛事权利。

至于媒体公司高价取得转播权后，能否透过广告与订阅收回成本，赞助商投入的品牌预算能否转化为实际销量，主办城市的酒店和零售收入又有多少是真正新增的消费，通常都要等到赛事结束以后才能判断。

权利出售者则可以在结果尚未揭晓以前，透过长期合约锁定相当一部分收入。

（图片说明）座无虚席的世界杯球场夜景。全球注意力在此高度集中，转播权、赞助席位与门票需求因此具备强大定价能力，而场馆改造、安保与城市运行的重资产成本，则主要由东道国承担。

东道国：确定的账单与难以计算的回报

世界杯总会伴随一整套引人注目的经济效益预测，其中包括游客消费、临时就业、酒店营收、城市曝光和未来旅游价值。

计算真正的净收益时，还需要扣除公共安保、交通调度、场馆改造、税收安排，以及普通游客因房价、拥堵和安保措施而取消旅行所形成的挤出效应。

经济学家Victor Matheson对历届世界杯的研究显示，巴西和俄罗斯举办世界杯时，相关投入均在120亿美元左右，而大型体育赛事在举办前公布的经济效益预测，经常高于赛后可以观察到的实际结果。

对1994年美国世界杯的事后研究也发现，实际经济表现远低于赛前预测。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赛事没有创造消费，而是许多看似新增的收入，可能只是居民把原本用于其他活动的支出转向了足球。

2026年世界杯带来的最新数据，再次反映了这种复杂性。

路透社对墨西哥经济表现的调查显示，世界杯带来的经济贡献估算被下调至国内生产总值的0.4%至0.5%；花旗墨西哥的估算更为保守，认为总体经济影响约为20亿美元，大约占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的0.1%。

临时就业约为10万个，比此前预测少约10%。比赛期间，娱乐消费明显增长，酒店和餐饮消费却没有同步上升，其中6月酒店消费环比下降10.5%，餐饮消费下降4.9%，娱乐消费则增长16.5%。

这些数据说明，世界杯没有使所有相关产业同时受益。部分消费被重新分配，某些城市和行业获得增量，另一些行业则可能受到拥堵、价格上涨或者普通旅客减少的影响。

城市形象、交通改善、国民情绪和国际能见度，很难全部放进一张短期财务报表，因此不能只用酒店入住率或者零售收入判断主办世界杯是否值得。

问题在于，东道国承担的是白纸黑字的成本，换来的却有相当一部分是需要多年才能验证、甚至难以准确量化的长期回报。

FIFA的收入结构则相对清晰。它出售提前签订的媒体权和商业权，承担赛事组织、法律、合规与品牌风险，场馆和城市运行中的大量重资产成本，主要由主办地负责。

一方出售全球稀缺的赛事资产，另一方承担大量地方性成本，足球经济的权力落差由此形成。

（图片说明）皇家马德里球员高举欧冠奖杯庆祝。顶级俱乐部创造惊人收入，却必须年复一年投入转会费与薪资维持竞技实力；真正稳定的权利价值，仍属于掌握赛事舞台的组织者。

俱乐部：高收入背后的竞技成本

皇家马德里在2023至2024赛季成为全球第一家年度收入超过10亿欧元的足球俱乐部。伯纳乌球场改造后，比赛日收入大幅增加，商业收入达到4.82亿欧元。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商业成就，但收入最高并不代表处于最有利的结构位置。

顶级俱乐部长期在竞技成绩和财务纪律之间保持平衡。一旦无法进入欧洲冠军联赛，转播、门票和赞助收入都可能受到影响；为了重新获得参赛资格，管理层又可能增加转会与薪资支出。

2024年，全球俱乐部投入的转会费约为109.6亿欧元。男子职业足球俱乐部在国际转会中支付的经纪服务费为7.096亿美元，2023年更曾达到8.895亿美元。

俱乐部需要不断投入资金购买竞技能力。 FIFA和欧足联出售的，则是俱乐部渴望进入的顶级竞技舞台。

一家豪门可能因为管理失误、球星老化或者无缘大赛而收入下滑，世界杯和欧冠的权利价值，却建立在大量球队、球员和国家共同维持的竞争之上。单一俱乐部可能衰落，只要竞赛体系仍具有足够吸引力，整体赛事权利便可以继续出售。

球员：最醒目的财富与最直接的风险

现代顶级球星的收入，足以超过许多上市公司高管。薪资、签字费、奖金、肖像权和品牌代言，使他们成为足球经济中最受关注的受益者。

他们同时承担着最直接的身体与职业风险。球员的黄金职业期可能只有十余年，一次严重伤病便可能改变全部收入预期。绝大多数职业球员也并不生活在巨星世界，低级别联赛、发展中国家与女子足球运动员的收入，与最顶尖的明星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2026年世界杯分配给48支参赛队的整体资源提高至8.71亿美元，涵盖备战、参赛与比赛奖金，这是世界杯历史上最高的一次分配。

这笔资金相当可观，但与FIFA本周期130亿美元的收入目标相比，仍只是整个足球商业体系的一部分。

球员提供了竞赛内容，球迷让比赛拥有情感重量，媒体与商业机构则把它推向全球市场。赛事权利拥有者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形成一项可以周期性出售的全球产品。

欧足联：掌握年度足球资金入口的制度组织

如果把视野由四年一次的世界杯转向每年运行的职业足球，欧足联同样站在极有利的位置。

欧洲冠军联赛把欧洲最有商业价值的俱乐部组织成年度赛事。参赛俱乐部需要欧冠收入，转播平台依靠欧冠吸引订户，赞助企业借助欧冠进入全球市场，球员也透过这项赛事建立职业声望。

欧足联统一出售媒体和商业权利，扣除赛事开支后，把大部分收入分配给参赛俱乐部、会员协会、未参赛俱乐部和足球发展项目。

因此，欧足联并不是简单地把赛事收入全部留在自身账上。它的制度优势在于成为资金必须经过的入口，并掌握规则、准入和分配的主要权力。

足球经济中最有价值的位置，未必是永久保留最多收入的一方。只要能够制定进入条件，统一出售权利并决定分配规则，就已经掌握了整个体系中最重要的制度资源。

为什么最大的赢家不是赞助商、平台或者博彩公司

耐克、阿迪达斯等体育品牌，可以透过球队、球星和商品销售获得长期回报，而且不需要承担场馆成本。转播与流媒体平台可以利用重大赛事增加订阅、广告与用户数据，博彩公司也可能借助每一场比赛形成巨大的交易量。

这些机构都是足球经济中的重要受益者，某些企业在特定年份取得的利润，甚至可能高于FIFA自身保留的盈余。

然而，它们都需要在每一轮商业周期中重新竞争。

赞助商需要购买品牌席位，媒体需要支付转播费，博彩公司要承担监管与市场风险，体育用品企业也要面对消费趋势、库存和品牌竞争。

它们竞争的是进入世界杯经济的资格，而FIFA出售的正是这个入口。

FIFA能够取得这样的制度位置，并不是因为它没有提供任何价值。全球性赛事需要统一规则、会员协调、裁判体系、跨境商业整合、法律管理和长期品牌维护。世界杯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项全球产品，也离不开FIFA多年累积的组织能力。

真正需要讨论的并不是FIFA是否应当取得收入，而是它掌握的制度权力是否足够透明，成本与收益如何被分配，以及球员、俱乐部、主办地和球迷能否获得与自身贡献相称的回报。

（图片说明）球场看台上激情的球迷。他们以门票、订阅、球衣、旅行与时间，为整个足球经济提供最终支付能力，却往往无法决定这项运动的定价与分配规则。

球迷：足球经济最后的付款人

在这条漫长的收入链底端，始终站着球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