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足球經濟最大的贏家？

編者按：

世界盃通常以勝負、球星與國家榮譽進入公共視野，支撐這項全球賽事的商業權利、公共成本與收入分配卻較少受到完整審視。本文以FIFA財務資料、俱樂部收入、主辦地經濟表現及球員分配為基礎，分析足球經濟中的權利結構。文章所稱的「最大贏家」，並非單純比較某一年度的利潤，而是觀察誰能長期掌握賽事產權、定價能力、准入規則與資金分配入口。

（圖片說明）世界盃決賽終場哨響後，冠軍隊長高舉獎盃的經典一刻。榮譽屬於場上的勝者，而真正的經濟規則與權利入口，卻早已在賽前被鎖定。

世界盃決賽終場哨響，鏡頭停在冠軍隊長高舉獎盃的一刻。

有人贏得榮譽，有人領到獎金，有人的市場身價在一夜之間上升。酒吧忙着招呼球迷，航空公司加開航班，球衣商店連夜補貨，主辦城市也會在賽事結束後公布一組關於遊客、消費與就業的數字。

當球場上的掌聲逐漸散去，另一場更安靜的比賽才顯出輪廓。

場館由誰興建，安保費用由誰支付，球員薪資由誰承擔，轉播收視不及預期的風險又落在誰的賬上？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比賽尚未開始以前，那些最有價值的轉播權、商業權與贊助席位，往往早已透過一份份合約完成出售。

本文所說的「最大贏家」，並不是某一年度的利潤冠軍，也不是在一屆賽事中收入最多的單一企業。真正值得觀察的，是誰能夠長期掌握稀缺賽事產權，提前鎖定主要收入，並把相當一部分重資產成本與商業風險留在體系中的其他位置。

按照這個標準，足球經濟中最有利的制度位置，屬於頂級賽事權利的擁有者。若只選一家最具代表性的機構，答案是國際足球總會FIFA。

一項幾乎不必自行興建球場的全球權利生意

FIFA的特殊之處，在於它不必像俱樂部那樣，每年供養數十名球員，也不必像東道國那樣投入巨額資金改善交通、改造場館、擴充機場與維持城市運行。

它掌握的是「世界盃」這個名稱、整套競賽制度、品牌、商業授權，以及覆蓋全球的媒體轉播權。

根據FIFA公布的財務資料，2019年至2022年的完整週期內，FIFA總收入達到75.68億美元，其中與卡塔爾世界盃相關的收入約為63.14億美元，佔整個週期收入的83%。主要收入來源包括電視轉播權、營銷權、授權商品、款待服務與門票。

進入2023至2026週期後，FIFA將收入目標上調至130億美元，比上一個完整週期增加約72%。擴軍至32支球隊的2025年俱樂部世界盃，也被納入約20億美元的相關收入預期。

這些數字指的是收入，不能直接等同於利潤。FIFA並不是一家傳統意義上向股東派發盈利的上市公司，賽事運營、會員協會撥款、球隊獎金與全球足球發展計劃，都需要由這些收入支持。

然而，收入是否全部被機構自身保留，並不是判斷制度位置的唯一尺度。FIFA真正重要的優勢，在於它掌握了資金進入世界足球體系的入口，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收入如何被分配。

德勤公布的資料顯示，全球收入最高的二十家足球俱樂部，在2024至2025賽季合計創造約124億歐元收入。FIFA一個四年週期130億美元的目標，與這二十家俱樂部一個賽季的收入規模大致接近。兩組數據的時間與幣種口徑並不相同，不能用來直接比較經營效率，卻足以顯示頂級足球收入向賽事平台集中的程度。

俱樂部每簽下一位巨星，薪資、轉會費和經紀人佣金往往同時增加。賽事權利持有者開拓新的轉播市場，增加贊助類別或者擴大比賽規模時，新增收入則可能高於相應增加的組織成本。

這正是足球經濟中最強大的制度位置。它出售的不是一支球隊某一年的表現，而是一套能夠把全球最優秀球員、最強烈國家情感與數十億觀眾組織在一起的競賽秩序。

（圖片說明）瑞士蘇黎世FIFA總部外的金屬標誌。這家機構不必每年供養球星、也不必自行興建場館，卻長期掌握世界盃名稱、競賽制度、品牌授權與全球轉播權的核心入口。

比賽真正出售的是無法輕易複製的注意力

足球比賽表面上出售門票，背後出售的是全球注意力。

四年一次的世界盃，能夠在短時間內把國家身份、球星、歷史記憶、商業品牌和全球觀眾的情緒集中在同一個舞台。這種注意力需要長時間的競賽傳統、國家參與和球迷文化累積，很難由另一項娛樂產品在短期內複製。

FIFA公布的資料顯示，2026年世界盃一個隨機抽籤售票階段，在33天內收到超過5億張門票申請，申請範圍覆蓋FIFA全部211個會員協會所在的國家和地區。

這個數字指的是門票申請總量，並不代表5億名獨立購票者，同一名申請者可以申請多場比賽或者多張門票。即便如此，它仍然反映了世界盃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程度。

需求愈集中，權利擁有者的定價能力便愈強。轉播平台支付費用，是為了取得某一市場的觀眾入口；贊助企業購買的是品牌與全球賽事情緒建立聯繫的機會；主辦國希望借助世界盃提升城市與國家形象；球迷則為親臨現場、觀看比賽和購買商品支付價格。

這些交易最終都圍繞同一組核心資產展開，也就是FIFA所控制的賽事權利。

至於媒體公司高價取得轉播權後，能否透過廣告與訂閱收回成本，贊助商投入的品牌預算能否轉化為實際銷量，主辦城市的酒店和零售收入又有多少是真正新增的消費，通常都要等到賽事結束以後才能判斷。

權利出售者則可以在結果尚未揭曉以前，透過長期合約鎖定相當一部分收入。

（圖片說明）座無虛席的世界盃球場夜景。全球注意力在此高度集中，轉播權、贊助席位與門票需求因此具備強大定價能力，而場館改造、安保與城市運行的重資產成本，則主要由東道國承擔。

東道國：確定的賬單與難以計算的回報

世界盃總會伴隨一整套引人注目的經濟效益預測，其中包括遊客消費、臨時就業、酒店營收、城市曝光和未來旅遊價值。

計算真正的淨收益時，還需要扣除公共安保、交通調度、場館改造、稅收安排，以及普通遊客因房價、擁堵和安保措施而取消旅行所形成的擠出效應。

經濟學家Victor Matheson對歷屆世界盃的研究顯示，巴西和俄羅斯舉辦世界盃時，相關投入均在120億美元左右，而大型體育賽事在舉辦前公布的經濟效益預測，經常高於賽後可以觀察到的實際結果。

對1994年美國世界盃的事後研究也發現，實際經濟表現遠低於賽前預測。這並不一定意味着賽事沒有創造消費，而是許多看似新增的收入，可能只是居民把原本用於其他活動的支出轉向了足球。

2026年世界盃帶來的最新數據，再次反映了這種複雜性。

路透社對墨西哥經濟表現的調查顯示，世界杯帶來的經濟貢獻估算被下調至國內生產總值的0.4%至0.5%；花旗墨西哥的估算更為保守，認為總體經濟影響約為20億美元，大約佔墨西哥國內生產總值的0.1%。

臨時就業約為10萬個，比此前預測少約10%。比賽期間，娛樂消費明顯增長，酒店和餐飲消費卻沒有同步上升，其中6月酒店消費環比下降10.5%，餐飲消費下降4.9%，娛樂消費則增長16.5%。

這些數據說明，世界杯沒有使所有相關產業同時受益。部分消費被重新分配，某些城市和行業獲得增量，另一些行業則可能受到擁堵、價格上漲或者普通旅客減少的影響。

城市形象、交通改善、國民情緒和國際能見度，很難全部放進一張短期財務報表，因此不能只用酒店入住率或者零售收入判斷主辦世界盃是否值得。

問題在於，東道國承擔的是白紙黑字的成本，換來的卻有相當一部分是需要多年才能驗證、甚至難以準確量化的長期回報。

FIFA的收入結構則相對清晰。它出售提前簽訂的媒體權和商業權，承擔賽事組織、法律、合規與品牌風險，場館和城市運行中的大量重資產成本，主要由主辦地負責。

一方出售全球稀缺的賽事資產，另一方承擔大量地方性成本，足球經濟的權力落差由此形成。

（圖片說明）皇家馬德里球員高舉歐冠獎盃慶祝。頂級俱樂部創造驚人收入，卻必須年復一年投入轉會費與薪資維持競技實力；真正穩定的權利價值，仍屬於掌握賽事舞台的組織者。

俱樂部：高收入背後的競技成本

皇家馬德里在2023至2024賽季成為全球第一家年度收入超過10億歐元的足球俱樂部。伯納烏球場改造後，比賽日收入大幅增加，商業收入達到4.82億歐元。

這是一項了不起的商業成就，但收入最高並不代表處於最有利的結構位置。

頂級俱樂部長期在競技成績和財務紀律之間保持平衡。一旦無法進入歐洲冠軍聯賽，轉播、門票和贊助收入都可能受到影響；為了重新獲得參賽資格，管理層又可能增加轉會與薪資支出。

2024年，全球俱樂部投入的轉會費約為109.6億歐元。男子職業足球俱樂部在國際轉會中支付的經紀服務費為7.096億美元，2023年更曾達到8.895億美元。

俱樂部需要不斷投入資金購買競技能力。FIFA和歐足聯出售的，則是俱樂部渴望進入的頂級競技舞台。

一家豪門可能因為管理失誤、球星老化或者無緣大賽而收入下滑，世界盃和歐冠的權利價值，卻建立在大量球隊、球員和國家共同維持的競爭之上。單一俱樂部可能衰落，只要競賽體系仍具有足夠吸引力，整體賽事權利便可以繼續出售。

球員：最醒目的財富與最直接的風險

現代頂級球星的收入，足以超過許多上市公司高管。薪資、簽字費、獎金、肖像權和品牌代言，使他們成為足球經濟中最受關注的受益者。

他們同時承擔着最直接的身體與職業風險。球員的黃金職業期可能只有十餘年，一次嚴重傷病便可能改變全部收入預期。絕大多數職業球員也並不生活在巨星世界，低級別聯賽、發展中國家與女子足球運動員的收入，與最頂尖的明星之間存在巨大差距。

2026年世界盃分配給48支參賽隊的整體資源提高至8.71億美元，涵蓋備戰、參賽與比賽獎金，這是世界盃歷史上最高的一次分配。

這筆資金相當可觀，但與FIFA本週期130億美元的收入目標相比，仍只是整個足球商業體系的一部分。

球員提供了競賽內容，球迷讓比賽擁有情感重量，媒體與商業機構則把它推向全球市場。賽事權利擁有者把這些力量組織起來，形成一項可以週期性出售的全球產品。

歐足聯：掌握年度足球資金入口的制度組織

如果把視野由四年一次的世界盃轉向每年運行的職業足球，歐足聯同樣站在極有利的位置。

歐洲冠軍聯賽把歐洲最有商業價值的俱樂部組織成年度賽事。參賽俱樂部需要歐冠收入，轉播平台依靠歐冠吸引訂戶，贊助企業借助歐冠進入全球市場，球員也透過這項賽事建立職業聲望。

歐足聯統一出售媒體和商業權利，扣除賽事開支後，把大部分收入分配給參賽俱樂部、會員協會、未參賽俱樂部和足球發展項目。

因此，歐足聯並不是簡單地把賽事收入全部留在自身賬上。它的制度優勢在於成為資金必須經過的入口，並掌握規則、准入和分配的主要權力。

足球經濟中最有價值的位置，未必是永久保留最多收入的一方。只要能夠制定進入條件，統一出售權利並決定分配規則，就已經掌握了整個體系中最重要的制度資源。

為甚麼最大的贏家不是贊助商、平台或者博彩公司

耐克、阿迪達斯等體育品牌，可以透過球隊、球星和商品銷售獲得長期回報，而且不需要承擔場館成本。轉播與流媒體平台可以利用重大賽事增加訂閱、廣告與用戶數據，博彩公司也可能借助每一場比賽形成巨大的交易量。

這些機構都是足球經濟中的重要受益者，某些企業在特定年份取得的利潤，甚至可能高於FIFA自身保留的盈餘。

然而，它們都需要在每一輪商業週期中重新競爭。

贊助商需要購買品牌席位，媒體需要支付轉播費，博彩公司要承擔監管與市場風險，體育用品企業也要面對消費趨勢、庫存和品牌競爭。

它們競爭的是進入世界盃經濟的資格，而FIFA出售的正是這個入口。

FIFA能夠取得這樣的制度位置，並不是因為它沒有提供任何價值。全球性賽事需要統一規則、會員協調、裁判體系、跨境商業整合、法律管理和長期品牌維護。世界盃之所以能夠成為一項全球產品，也離不開FIFA多年累積的組織能力。

真正需要討論的並不是FIFA是否應當取得收入，而是它掌握的制度權力是否足夠透明，成本與收益如何被分配，以及球員、俱樂部、主辦地和球迷能否獲得與自身貢獻相稱的回報。

（圖片說明）球場看台上激情的球迷。他們以門票、訂閱、球衣、旅行與時間，為整個足球經濟提供最終支付能力，卻往往無法決定這項運動的定價與分配規則。

球迷：足球經濟最後的付款人

在這條漫長的收入鏈底端，始終站着球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