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华先生走了，那张照片里的香港也远去了

港记眼中的第一任特首

2026年9月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辞世，享年89岁。据多家传媒引述其办公室消息，他在家人陪伴下安详离世。

消息传来时，我沉默了很久。

人到了这个年纪，听到一位熟悉的长者离开，心里先浮现的往往不是他的头衔，也不是历史早已写下的争议，而是一个很具体的画面：一次握手、一段交谈、一张旧照片，或是一个曾经以为会永远留在记忆里的人，忽然成了再也见不到的人。

董先生的离开，是一位重要政治人物的谢幕。他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当日就任首任行政长官，至2005年3月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至2023年换届卸任。他的一生，与香港回归后最初八年的制度建立、经济危机、住房争议、社会矛盾与政治转折紧紧相连。

但对我而言，他首先是一位我曾多次近距离见过、也曾亲耳听他说话的长者。香港新闻界工作的那些年，我在酒会、新闻活动和公共场合多次见过他。今天重新整理旧照片，许多沉在岁月深处的片段，又逐一浮现。

（图片说明）1999年8月10日，香港。左为董建华先生；中为GFM.News创办人、本文作者、时任香港《镜报》采访主任的我；右为香港《镜报》创办人、社长徐四民先生。照片摄于香港《镜报》创刊22周年纪念酒会，记录了一段属于那个年代的珍贵记忆。

一张照片，两位老人

我翻出一张摄于1999年8月10日的照片。那是香港《镜报》创刊22周年纪念酒会：左边是董建华先生，中间是我，右边是香港《镜报》创办人、社长徐四民先生。

照片并不宏大，却让我看了很久。

那一年，香港回归刚满两年。董先生已在首任行政长官任内；香港社会仍在摸索新制度下的生活与秩序；我们这些在新闻现场工作的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理解这座城市正在经历什么。

而对我来说，照片中的徐四民先生，并不只是一位报社社长。

我九十年代到香港发展，人生刚刚走进另一段路。正是徐老把我引见到《镜报》，让我有机会真正进入香港新闻界。他待我像义子，也像老师与朋友。很多年后回看，我才更明白，一个年轻人能在异乡获得信任、获得位置、获得被认真对待的机会，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

徐老是我一生敬重的恩师。他看重新闻人的责任，也关心香港与中国的发展。他给我的不只是工作机会，更是一种对新闻、对做人、对时代的要求：眼睛要看得远，脚步要站得稳，心里要装得下普通人的生活。

徐老于2007年9月9日离世。如今重看这张照片，董先生也已离去。照片里两位长者都不在了，留下我站在中间。

这种感觉很难说清。它不是单纯的伤感，而是一种岁月忽然有了重量：原来自己曾经亲历的那些日子，已经离今天这样远；原来曾经带着我往前走的人，也一位一位走进历史深处。

他希望记者走进市民生活

董建华先生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他在主席台上的形象，而是他与人交谈时的细节。他说话平和，不喜张扬。每天要接触大量官员、商界人士、社团代表和媒体记者，但下次再见时，有时仍能叫出名字。

对一个年轻记者来说，这会让人感到自己不是会场里一张可有可无的面孔。

有一次，董先生对我说，大意是：香港记者要多与市民接触，了解他们的生活和住房情况，把真实状况写出来、反映出来，让政府知道市民真正需要什么。

这段话，我记到今天。

新闻不应只停留在官方场合，也不能只依赖新闻稿。市民住得怎样、生活是否艰难、房屋是否负担得起，这些具体处境，都应被带回公共讨论之中。

现今，我在美国创办GFM.News，我仍相信这个原则。当制度决定影响住房、收入、教育、企业与家庭，新闻不能只记录决策者说了什么，也要追问市民承受了什么。

回想起来，这或许也是徐老与董先生留给我的一个共同提醒：新闻的价值，最终不在于记者离权力有多近，而在于是否仍愿意走近真实生活。

香港第一次有了行政长官

董建华的历史位置，首先来自「第一任」。

香港在1997年以前沿用殖民政府总督制度。回归后，特别行政区按照《基本法》运作，行政长官与中央、立法机关、公务员体系、工商界和社会各界之间的关系，都要在实践中建立。他没有前任可以借鉴。

然而，他上任后不久便遇上亚洲金融危机。货币投机压力、利率上升、股市震荡与楼市下跌接踵而至；其后又经历禽流感和SARS。对一个刚成立的特区政府而言，这不是平顺的开局。

「八万五」的初衷与代价

董建华任内最具争议的政策，无疑是住房。

1997年首份施政报告提出，每年公私营合计兴建不少于85,000个住宅单位；政府并希望在十年内把自置居所比率提高至70%，将公屋平均轮候时间缩短至三年。

今天回看，这项政策后来成为沉重政治包袱。亚洲金融危机下，香港楼市急剧下调，大量家庭承受负资产压力。市场周期、供应节奏与政策预期交织在一起，政府受到强烈批评。这段历史必须如实写下。

同时，当年香港的住房难题也是真实的：楼价高企，普通家庭置业困难，公屋轮候时间漫长。增加供应，原本正是为了回应市民「住不起房」的问题。政策结果与政策动机，应分开检视。历史可以批评政策判断，却不宜抹去政策最初想回应的公共问题。

二十多年后，住房仍是香港最棘手的民生议题之一。 「八万五」留下的，不只有争议，也有一个至今未被解决的提问：香港如何让普通人有能力安居？

长远课题与未竟答案

董建华的施政，不能只用住房政策概括。资讯科技、数码港、教育、旅游、物流、香港与珠三角合作，以及香港与内地经济联系，都是他任内反覆提出的方向。

他很早便提出，香港面对资讯时代的竞争，不能只做跟随者；也希望香港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找到新的位置。这些构想有的推进缓慢，有的引起争议，有的则在后来不同政府任内以新的方式延续。

一位政治人物的构想，未必能在任期内得到完整实现，还取决于经济周期、行政能力、社会共识与市场条件。董建华先生留下的问题，是香港如何在维持原有优势的同时，为产业与城市寻找下一个增长空间。这个问题，至今仍未过时。

2003年的社会转折

董建华的任期，也绕不过2003年。

SARS重创香港，经济低迷与失业压力加深。同年，特区政府推动《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引发广泛社会争议。 7月1日的大规模游行，成为回归后香港政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相关立法草案最终搁置。

香港社会对第二十三条一直存在不同理解：支持者强调《基本法》所载的宪制责任；反对者则担心相关立法可能影响既有自由与权利保障。分歧本身，就是回归初期香港制度磨合的一部分。

董建华在那一年面对的，不只是一项法案，也是一座城市对政治、自由、治理与未来方向的不同期待。 2005年3月，他以健康理由辞去行政长官职务，结束八年任期。

我记忆中的董先生

我今天写下这些，并不是要替董建华先生的每一项政策辩护。他的施政有失误，有争议，也留下后人持续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被研究，并放回当时的制度、经济与社会环境中理解。

我不愿意把一个人一生的全部，只交给几个政治标签。

我记得的董先生，说话不疾不徐；我记得他愿意与年轻人交谈；我记得他提醒记者多走进市民中间，了解住房与生活；我也记得他和徐四民老先生在一些场合中相见时，那种老朋友之间自然的熟悉与亲切。

这些细节未必能改变历史对一位行政长官的总体评价，却能让一个历史人物恢复他作为「人」的温度与复杂性。

（图片说明）2002年11月1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本文作者以香港《镜报》采访主任身分，在中共十六大闭幕后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与中外记者见面现场采访。照片后方为胡锦涛及新当选的中共政治局常委。那一年，江泽民时代向胡锦涛时代完成权力交接；对当时仍能进入北京重大政治现场采访的香港记者而言，这也是一个新闻职业仍怀抱热情、仍相信记录有其位置的年代。

照片里的香港

1999年那张照片里，我还年轻。董先生正在首任行政长官任内，徐老仍在主持《镜报》。香港回归只有两年，许多后来改变这座城市的事情都尚未发生。那时候，我们谈未来，谈香港，谈中国，也谈年轻人应如何把自己的事做好。

二十七年过去，城市变了，人也变了。

董建华先生离开后，人们会以各自立场回顾他的八年任期，这是历史必然会有的讨论。对我而言，除去政策、职务与争议，他也是一位在香港回归初期，曾与我们这代新闻人有过真实往来的长者。

而徐老留下的恩情，则像一盏不张扬的灯，照着我后来走过的新闻之路。

照片会褪色，记忆也会逐年减少。因此更应把亲历过的事，尽量诚实地写下来。不是为了替谁定论，而是希望在历史越走越远之前，留下人与人之间真实存在过的温度。

董先生，一路走好。

免责声明

本文依据公开资料与作者所存照片、记忆撰写；个人交往和对话均按记忆审慎转述，未经第三方逐项公开核实。文章旨在纪念及提供历史观察，不构成对董建华先生、其施政或香港历史的唯一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