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 Karp：谁在替国家按下AI的开关？

（图片说明）Palantir执行长Alex Karp作为一位哲学背景出身、却主导全球数据与AI权力结构的科技领袖。

从法兰克福的一篇博士论文开始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从美国来到法兰克福的年轻人，在德国待了将近五年。

他最初几乎不会德语，却选择在Goethe University研究社会理论。他关心的不是金融，也不是计算机，更不是如何创办一家科技公司。他研究的是一个听上去距离矽谷极其遥远的问题：一个社会如何容纳冲突，攻击性如何进入日常生活，语言、文化与人的欲望又如何共同维持一个看似稳定的共同体。

那个年轻人就是Alexander C. Karp。

2002年，他完成德文博士论文《生活世界中的攻击性》，试图在Talcott Parsons的社会理论之外理解攻击、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多年以来，外界常把Karp描述为Jürgen Habermas的学生。这种说法并非全无根据，他确实参加过Habermas的研讨，也受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影响，但后来公开的学术资料和他的博士论文第一评阅人Karola Brede的回忆都显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Karp与Habermas在一些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论文最后由Brede继续指导完成。

二十多年后再看这段经历，会产生一种奇特的历史呼应。当年那个试图理解「共同体如何处理力量与冲突」的人，后来创办了一家公司，它的软体开始进入情报机构、战场、医院、企业和政府部门。 Karp年轻时在哲学里思考的问题，最后以一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式，在科技和权力的世界重新出现在他面前。

今天，这家公司叫Palantir。

Karp也已经58岁。

（图片说明）法兰克福歌德大学（Goethe University）主建筑外景，Karp曾在此完成关于社会理论与攻击性的博士论文，奠定其日后思考权力与共同体的起点。

他不太像矽谷里的创办人

Karp出生于纽约，在费城附近长大。父亲是一名儿科医生，母亲从事艺术。他曾多次谈到自己严重的阅读障碍。对一个孩子来说，这首先是一种困难；对成年后的Karp来说，它逐渐变成理解自己的方式。他曾说，阅读障碍让他很难按照现成的「playbook」做事，只能找到自己的方法。

这或许也解释了他后来为什么总是和矽谷最流行的文化保持一点距离。

他读Haverford College，之后进入Stanford Law School。在那里，他认识Peter Thiel。两人的政治立场并不接近。 Karp成长环境偏进步派，Thiel则逐渐成为美国科技界最知名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和保守派人物之一。他们当年经常争论，却也在彼此身上看到了一种相似的性格：对主流共识缺乏耐心。

法学院毕业之后，Karp没有去做律师，也没有进大学任教。博士毕业之后，他在伦敦成立了一家小型资产管理公司Caedmon Group，替一批高净值客户打理资金，直到Thiel找上门来。

那时候，美国刚刚经历9·11。

PayPal此前在反欺诈系统里遇到过一个很实际的问题：电脑可以处理大量资料，却很难独自理解复杂诈骗网络；人可以作判断，却不可能在短时间里阅读海量交易。 PayPal最后形成的思路，是让软体先找出关联，再由人作决定。

9·11之后，美国情报体系面临某种程度上相似、但严肃得多的困境。大量资料存在于不同机构、不同资料库和不同安全等级里，真正困难的地方往往不是没有资料，而是人无法及时看见资料彼此之间的关系。

Palantir就在这样的背景中诞生。

Peter Thiel带来PayPal经验、资本和国家安全市场的判断，Karp负责带领公司成长。 CIA投资机构In-Q-Tel成为早期投资者之一，Palantir也因此获得进入情报体系实际场景的机会。这家公司最早没有数亿普通用户，也没有热门社交产品，它的第一批重要客户，是政府。

这条路并不好走。

Palantir成立后很长时间里，外界甚至很难弄清楚它究竟是一家什么公司。它需要工程师深入客户现场，把散落在不同系统里的资料重新整理、建立关联、设定权限。这种模式看上去既不像传统软体，也不像典型咨询公司。 2020年直接上市时，市场给它的估值与今天相比几乎像是另一家公司。

真正改变Palantir命运的，并不是某一项突然发明出来的新技术，而是世界终于走到了它等待了二十年的位置。

AI热潮来了，Palantir早已在资料里等候

生成式AI最初吸引世界的，是它能写文章、回答问题、生成图片和程式码。企业真正开始使用之后，问题很快变得没有那么浪漫。

一家全球制造企业可能有几十年的ERP资料；银行有交易纪录和严格权限；制药公司有临床数据；政府部门有不同安全等级的资料；军事系统里甚至存在不能跨网络流动的情报。

AI模型再聪明，也必须先知道自己能看什么、不能看什么，以及哪些资料是最新的，谁有权作出最后决定。

这恰恰是Palantir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

它最重要的平台Gotham和Foundry，核心价值并不在于替客户生成漂亮的文字，而是把真实世界的组织、设备、人物、订单、资产和权限建立成可以运算的资料关系。 AIP，也就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latform，则把大型模型接入这套体系里，让AI可以真正进入企业流程，又不必把所有资料交给单一模型公司。

到了2026年，这种能力开始转化成惊人的财务数字。 Palantir第二季度收入达19.35亿美元，同比增长93%；其中美国政府业务收入8.09亿美元，同比增长90%，美国商业收入7.64亿美元，同比增长149%。公司把2026年全年收入指引上调至81.50亿至81.58亿美元。

2025年，公司全年收入44.75亿美元，客户954家，其中54%的收入来自政府，46%来自商业市场；美国客户贡献了74%的收入。这些数字说明Palantir已经不再只是服务情报部门的小众软体商，它正在同时进入企业和政府两个巨大的市场。

Karp近年非常喜欢谈一个词：Sovereignty，主权。

他向企业提出的问题很容易理解：当公司开始把自己的供应链、价格、工程知识和客户资料交给AI使用，那么由这些资料形成的企业智慧究竟属于谁？如果未来所有核心资料都只能在某一家大型模型公司的环境里运行，企业是否等于把一部分竞争优势交给了另一家公司？

Palantir把自己放在这个问题中间。它告诉客户，资料应该留在企业自己的治理框架里，模型可以进来工作，也可以被替换。

这套主张非常容易打动今天的企业CEO。它同时又产生一种很微妙的矛盾：Palantir提醒企业不要过度依赖AI供应商，而企业却需要把自己最敏感的资料结构交给Palantir去理解。

对Karp而言，信任因此不再只是一句企业文化口号。它已经变成Palantir真正的商业资产。

资料分析开始靠近战场

Karp身上的争议，主要不是来自企业市场。

Palantir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太深，以至于很难把这家公司理解成一家普通软体供应商。

美国国防部近年不断扩大与Palantir的合作。 Maven Smart System把人工智能用于情报分析和作战支援，TITAN则试图把来自太空、高空、空中与地面的传感器资料接到同一套系统里，缩短军方所说的「sensor-to-shooter」时间。

这是一句极度技术化的军事术语，但它描述的事情并不抽象：一个目标被传感器发现之后，资讯如何被辨识、分析、送到指挥系统，再进入火力决策。

AI开始进入这条链之后，战争的速度会发生改变。

Palantir一直强调，人仍然应该保有最后判断。公司在监管文件中也明确表示，涉及个人自由、权利和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应完全交给机器，系统设计需要保留人工确认、审计和责任追踪。这种原则很重要，却没有让制度问题消失。

过去一名分析员可能有几十分钟甚至几个小时去核对情报。当AI把时间压缩到几秒，人的确还坐在最后的位置上，但他究竟还剩多少时间去怀疑模型、重新查证资料、理解算法为什么给出这个答案？

在战场上，效率与审慎之间的距离可能只有几秒钟。

这是Karp的哲学问题重新回来的地方。力量可以被技术放大，但技术本身没有能力回答力量应该被使用到什么程度。

（图片说明）Alex Karp与Nicholas Zamiska合着《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书封，反映他对科技产业应服务国家与公共使命的转变主张。

一家公司开始参与国家「看见世界」的方式

Palantir与政府关系最值得研究的地方，还不只是合同金额。

一个政府购买办公软体，很容易理解。如果政府把情报整合、公共医疗资料、军事分析和行政决策逐渐建在同一家公司提供的平台上，这种采购的性质就开始发生变化。

软体成为组织如何看见世界的一部分。

Palantir的护城河也正形成于此。最难替换的往往不是一套程式码，而是多年累积的资料结构、权限、工作习惯和流程。一套系统越深入核心业务，它越有价值，也越难被移除。

英国已经把这个问题公开摆到国会桌面上。

Palantir在2023年赢得英国NHS约3.3亿英镑的Federated Data Platform合同，用来协助整合医疗体系资料。支持者认为统一平台可以改善病床利用、手术安排和资源配置，反对者则担心公共医疗资料逐步依赖一家美国科技公司。 2026年，英国国会一个跨党派委员会甚至把政府对Palantir等美国科技企业的依赖形容为「不可接受的弱点」，并要求政府审视合同退出机制。

法国选择了另一条路。 2026年6月，法国政府确认，国内情报机构DGSI将逐步用法国企业ChapsVision的产品替代Palantir。替换不会立即完成，因为安全机构无法承受系统突然中断，但政策方向已经十分清楚：在国家安全领域，法国希望降低对美国软体的依赖。

同一套Palantir技术，在大西洋两岸因此得到不同解读。

美国看到的是能力。欧洲开始看到依赖。

而「数字主权」之所以会成为AI时代最重要的词之一，原因正藏在这种差别里。一个国家可以购买最好的技术，但当最好的技术逐渐变成不可替换的技术，它是否仍然完全掌握自己的选择权？

Karp正在出售的，已经不只是软体效率。

技术进入移民、战争与公民自由

Palantir最难写的部分，也许恰恰是Karp本人最愿意讨论的部分。

他的思想背景长期偏向自由派和进步派，他也一直强调隐私、公民自由以及人工判断的重要性；Palantir却深度参与美国国土安全、移民执法、军事和情报工作。

公司设有专门的Privacy and Civil Liberties Engineering团队，试图把权限、审计、资料最小化和人工监督直接写进产品设计。这不是无关紧要的企业宣传，它反映出Palantir知道自己处理的问题有多敏感。

但制度不能只靠企业自我约束。

2025年底，天主教圣若瑟修女会（Congregation of the Sisters of St. Joseph of Peace）向Palantir提出股东议案，要求公司就其与ICE相关的业务发布一份人权影响评估报告；议案在2026年6月的股东大会上，得到挪威主权基金NBIM、纽约市审计长办公室等机构的公开支持，荷兰最大退休基金ABP也在此前撤出了对Palantir的投资。支持者担心资料分析工具可能被用于追踪、拘留和遣返移民；Palantir在反对声明里的理由是，公司受合约保密条款约束，没有办法就某一项具体业务单独做人权影响评估，并表示它与ICE的合作可以追溯到奥巴马政府时期，内容包括打击人口走私和跨国犯罪，而政府才是执法政策的最终决策者。

以色列问题更加敏感。 Palantir与以色列政府及国防体系存在合作，2023年10月之后双方又宣布扩大相关合作。这些业务受到部分人权组织和机构投资者批评，挪威资产管理公司Storebrand就曾在2024年10月，因担心相关产品可能被用于占领地监控而涉及人道法风险，出售了自己持有的Palantir股份。 Palantir则反覆否认外界对某些自动化目标识别系统的指控，并表示其产品使用应符合国际人道法。

在这种议题上，一家新闻机构最不应做的，是替任何一方快速判决。

Palantir可以建立技术上的安全护栏，可以制定伦理原则，也可以保留人工确认；然而当软体进入战争、移民执法和情报工作，谁应该被追踪、什么情况可以使用武力、什么资料可以被政府取得，终究不是软体工程问题。

那些决定只能由法律、法院、国会、政府和民主制度承担。

企业可以提高国家的能力，却不能因此取得定义国家权力边界的资格。

（图片说明）Palantir Foundry平台数据仪表板介面，展示企业与政府如何在统一架构中整合医疗、供应链与行政资料，同时凸显数据主权争议。

企业主权之外，还有创办人的权力

Palantir谈主权，还有另一层很少被普通客户注意到的结构。

公司本身的治理也高度特殊。

Palantir拥有Class A、Class B和Class F三类普通股。 Class A每股一票，Class B每股十票；Class F股份则被放入由Karp、Peter Thiel和Stephen Cohen建立的创办人投票信托。在满足特定持股条件时，这套安排让创办人可以控制最高接近49.999999%的总投票权。 Palantir在自己的SEC文件中甚至直接承认，这种结构使创办人在可预见的未来可以对董事选举、公司重大交易和其他股东事项保持有效控制。

对一家普通科技公司，多重投票权首先是一个公司治理问题。

Palantir的情况更加微妙。

当一家公司只是在出售软体产品，创办人控制权主要涉及股东利益；当它的产品逐步进入军事、情报、公共医疗和政府决策，公司的治理方式便多了一层公共意义。

如果社会开始追问「谁可以监督Palantir」，问题其实不只朝外。

Palantir内部，又有多少人可以对创办人的判断说不？

这并不等于Karp或者创办人一定会滥用权力。制度设计从来不是建立在「某个人是否值得信任」这种假设上。一个成熟的制度之所以重要，正因为它需要在好人和坏人、顺境和危机、今天和二十年后都可以工作。

Karp自己大概比很多科技CEO更理解这一点。他读过足够多的政治哲学，也知道权力最危险的时候往往不是有人公开宣布要滥用它，而是所有人都相信自己正在做正确的事情。

（图片说明）美军人员操作AI情报分析介面，象征Maven等系统将传感器数据快速导入作战决策的「sensor-to-shooter」过程。

哲学博士最后遇到了自己的哲学难题

Karp近年的思想已经与早年的左派形象发生明显变化。

他和Palantir高管Nicholas Zamiska合着《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对美国科技产业提出了一种近乎反矽谷的批评。他们认为，过去几十年大量工程和资本被投入广告、消费产品、社交网络与生活便利，科技人才却逐渐远离国防、工业和公共使命。

Karp不相信科技公司可以永远站在国家之外。

俄乌战争、中美科技竞争、网路攻击与全球供应链重新组合，使这种观念获得了更大的市场。矽谷过去曾把「不要作恶」视作自己的道德姿态，如今越来越多公司开始重新讨论一个更老、更困难的问题：如果民主国家不掌握最先进的技术，那么掌握这些技术的会是谁？

Karp给出的答案非常鲜明。他支持西方国家保持技术优势，也愿意让Palantir直接服务这个目标。

这让他得到支持，也让他招致批评。

但他的故事最有价值的地方，不在于我们最后选择赞成他还是反对他。

真正值得研究的，是科技产业与国家的关系正在发生什么。

二十年前，最强大的网路公司主要争夺使用者时间、广告和消费者。

今天，一部分AI公司开始争夺政府预算、国防合同、公共数据和国家级基础设施。

企业的力量开始沿着另一条道路扩张。

Palantir只是最早走到那里的一家公司。

谁来看见Palantir

2026年的Palantir已经很难被准确放进一个传统分类里。

它有企业软体公司的高毛利，有国防承包商的政府合同，有AI公司的增长叙事，又拥有一种其他软体公司很难复制的资产：长期进入政府和大型企业核心流程所累积的信任、资料结构与制度黏性。

2025年公司收入44.75亿美元，到2026年第二季度，季度收入已接近19.4亿美元。这种增长会吸引所有资本市场的目光。

然而，Karp这个人物真正值得留在《人物志》里的原因，并不是Palantir的市值还可能上涨多少。

二十多年前，他在法兰克福研究的是攻击性如何存在于共同体之中。今天，他的公司正在帮助军队、政府和企业整理世界，从庞杂资料中判断什么重要、什么危险、什么值得行动。

这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权力。它没有军服，也没有政府徽章，而是存在于资料模型、权限系统、演算法和软体介面里。

因此，Alex Karp留下的真正问题也许应该反过来问：当Palantir帮助国家看见更多东西的时候，谁来看见Palantir？

谁可以知道它的系统怎样影响决策？谁有资格审计它？有些时候，国家安全要的是速度，企业要的是效率，公民要的是隐私——这三件事很难同时满足。真到那种时候，决定边界的人，应该是写代码的工程师，是坐在董事会里的人，是政府官员，还是最终要对选民负责的民主制度本身？

这些问题不会出现在Palantir任何一张产品演示图里，也不是更大的模型和更多的算力可以解决的。它们最后仍然需要由人回答。

那个曾经远赴德国研究社会、语言与攻击性的年轻人，绕了二十多年，最后或许又回到了自己最初面对的问题：当一个共同体获得更强大的力量时，它如何确保这种力量仍然受到约束？

只是这一次，这不再是一篇博士论文。

它正在真实世界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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