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 Karp：誰在替國家按下AI的開關？

（圖片說明）Palantir執行長Alex Karp作為一位哲學背景出身、卻主導全球數據與AI權力結構的科技領袖。

從法蘭克福的一篇博士論文開始

上世紀九十年代，一個從美國來到法蘭克福的年輕人，在德國待了將近五年。

他最初幾乎不會德語，卻選擇在Goethe University研究社會理論。他關心的不是金融，也不是計算機，更不是如何創辦一家科技公司。他研究的是一個聽上去距離矽谷極其遙遠的問題：一個社會如何容納衝突，攻擊性如何進入日常生活，語言、文化與人的欲望又如何共同維持一個看似穩定的共同體。

那個年輕人就是Alexander C. Karp。

2002年，他完成德文博士論文《生活世界中的攻擊性》，試圖在Talcott Parsons的社會理論之外理解攻擊、語言和文化的關係。多年以來，外界常把Karp描述為Jürgen Habermas的學生。這種說法並非全無根據，他確實參加過Habermas的研討，也受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影響，但後來公開的學術資料和他的博士論文第一評閱人Karola Brede的回憶都顯示，事情沒有那麼簡單。Karp與Habermas在一些問題上存在明顯分歧，論文最後由Brede繼續指導完成。

二十多年後再看這段經歷，會產生一種奇特的歷史呼應。當年那個試圖理解「共同體如何處理力量與衝突」的人，後來創辦了一家公司，它的軟體開始進入情報機構、戰場、醫院、企業和政府部門。Karp年輕時在哲學裡思考的問題，最後以一種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方式，在科技和權力的世界重新出現在他面前。

今天，這家公司叫Palantir。

Karp也已經58歲。

（圖片說明）法蘭克福歌德大學（Goethe University）主建築外景，Karp曾在此完成關於社會理論與攻擊性的博士論文，奠定其日後思考權力與共同體的起點。

他不太像矽谷里的創辦人

Karp出生於紐約，在費城附近長大。父親是一名兒科醫生，母親從事藝術。他曾多次談到自己嚴重的閱讀障礙。對一個孩子來說，這首先是一種困難；對成年後的Karp來說，它逐漸變成理解自己的方式。他曾說，閱讀障礙讓他很難按照現成的「playbook」做事，只能找到自己的方法。

這或許也解釋了他後來為什麼總是和矽谷最流行的文化保持一點距離。

他讀Haverford College，之後進入Stanford Law School。在那裡，他認識Peter Thiel。兩人的政治立場並不接近。Karp成長環境偏進步派，Thiel則逐漸成為美國科技界最知名的自由意志主義者和保守派人物之一。他們當年經常爭論，卻也在彼此身上看到了一種相似的性格：對主流共識缺乏耐心。

法學院畢業之後，Karp沒有去做律師，也沒有進大學任教。博士畢業之後，他在倫敦成立了一家小型資產管理公司Caedmon Group，替一批高淨值客戶打理資金，直到Thiel找上門來。

那時候，美國剛剛經歷9·11。

PayPal此前在反欺詐系統裡遇到過一個很實際的問題：電腦可以處理大量資料，卻很難獨自理解複雜詐騙網絡；人可以作判斷，卻不可能在短時間裡閱讀海量交易。PayPal最後形成的思路，是讓軟體先找出關聯，再由人作決定。

9·11之後，美國情報體系面臨某種程度上相似、但嚴肅得多的困境。大量資料存在於不同機構、不同資料庫和不同安全等級裡，真正困難的地方往往不是沒有資料，而是人無法及時看見資料彼此之間的關係。

Palantir就在這樣的背景中誕生。

Peter Thiel帶來PayPal經驗、資本和國家安全市場的判斷，Karp負責帶領公司成長。CIA投資機構In-Q-Tel成為早期投資者之一，Palantir也因此獲得進入情報體系實際場景的機會。這家公司最早沒有數億普通用戶，也沒有熱門社交產品，它的第一批重要客戶，是政府。

這條路並不好走。

Palantir成立後很長時間裡，外界甚至很難弄清楚它究竟是一家什麼公司。它需要工程師深入客戶現場，把散落在不同系統裡的資料重新整理、建立關聯、設定權限。這種模式看上去既不像傳統軟體，也不像典型諮詢公司。2020年直接上市時，市場給它的估值與今天相比幾乎像是另一家公司。

真正改變Palantir命運的，並不是某一項突然發明出來的新技術，而是世界終於走到了它等待了二十年的位置。

AI熱潮來了，Palantir早已在資料裡等候

生成式AI最初吸引世界的，是它能寫文章、回答問題、生成圖片和程式碼。企業真正開始使用之後，問題很快變得沒有那麼浪漫。

一家全球製造企業可能有幾十年的ERP資料；銀行有交易紀錄和嚴格權限；製藥公司有臨床數據；政府部門有不同安全等級的資料；軍事系統裡甚至存在不能跨網絡流動的情報。

AI模型再聰明，也必須先知道自己能看什麼、不能看什麼，以及哪些資料是最新的，誰有權作出最後決定。

這恰恰是Palantir多年來一直在做的事。

它最重要的平台Gotham和Foundry，核心價值並不在於替客戶生成漂亮的文字，而是把真實世界的組織、設備、人物、訂單、資產和權限建立成可以運算的資料關係。AIP，也就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latform，則把大型模型接入這套體系裡，讓AI可以真正進入企業流程，又不必把所有資料交給單一模型公司。

到了2026年，這種能力開始轉化成驚人的財務數字。Palantir第二季度收入達19.35億美元，同比增長93%；其中美國政府業務收入8.09億美元，同比增長90%，美國商業收入7.64億美元，同比增長149%。公司把2026年全年收入指引上調至81.50億至81.58億美元。

2025年，公司全年收入44.75億美元，客戶954家，其中54%的收入來自政府，46%來自商業市場；美國客戶貢獻了74%的收入。這些數字說明Palantir已經不再只是服務情報部門的小眾軟體商，它正在同時進入企業和政府兩個巨大的市場。

Karp近年非常喜歡談一個詞：Sovereignty，主權。

他向企業提出的問題很容易理解：當公司開始把自己的供應鏈、價格、工程知識和客戶資料交給AI使用，那麼由這些資料形成的企業智慧究竟屬於誰？如果未來所有核心資料都只能在某一家大型模型公司的環境裡運行，企業是否等於把一部分競爭優勢交給了另一家公司？

Palantir把自己放在這個問題中間。它告訴客戶，資料應該留在企業自己的治理框架裡，模型可以進來工作，也可以被替換。

這套主張非常容易打動今天的企業CEO。它同時又產生一種很微妙的矛盾：Palantir提醒企業不要過度依賴AI供應商，而企業卻需要把自己最敏感的資料結構交給Palantir去理解。

對Karp而言，信任因此不再只是一句企業文化口號。它已經變成Palantir真正的商業資產。

資料分析開始靠近戰場

Karp身上的爭議，主要不是來自企業市場。

Palantir與美國政府的關係太深，以至於很難把這家公司理解成一家普通軟體供應商。

美國國防部近年不斷擴大與Palantir的合作。Maven Smart System把人工智能用於情報分析和作戰支援，TITAN則試圖把來自太空、高空、空中與地面的傳感器資料接到同一套系統裡，縮短軍方所說的「sensor-to-shooter」時間。

這是一句極度技術化的軍事術語，但它描述的事情並不抽象：一個目標被傳感器發現之後，資訊如何被辨識、分析、送到指揮系統，再進入火力決策。

AI開始進入這條鏈之後，戰爭的速度會發生改變。

Palantir一直強調，人仍然應該保有最後判斷。公司在監管文件中也明確表示，涉及個人自由、權利和重大利益的決定，不應完全交給機器，系統設計需要保留人工確認、審計和責任追蹤。這種原則很重要，卻沒有讓制度問題消失。

過去一名分析員可能有幾十分鐘甚至幾個小時去核對情報。當AI把時間壓縮到幾秒，人的確還坐在最後的位置上，但他究竟還剩多少時間去懷疑模型、重新查證資料、理解算法為什麼給出這個答案？

在戰場上，效率與審慎之間的距離可能只有幾秒鐘。

這是Karp的哲學問題重新回來的地方。力量可以被技術放大，但技術本身沒有能力回答力量應該被使用到什麼程度。

（圖片說明）Alex Karp與Nicholas Zamiska合著《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書封，反映他對科技產業應服務國家與公共使命的轉變主張。

一家公司開始參與國家「看見世界」的方式

Palantir與政府關係最值得研究的地方，還不只是合同金額。

一個政府購買辦公軟體，很容易理解。如果政府把情報整合、公共醫療資料、軍事分析和行政決策逐漸建在同一家公司提供的平台上，這種採購的性質就開始發生變化。

軟體成為組織如何看見世界的一部分。

Palantir的護城河也正形成於此。最難替換的往往不是一套程式碼，而是多年累積的資料結構、權限、工作習慣和流程。一套系統越深入核心業務，它越有價值，也越難被移除。

英國已經把這個問題公開擺到國會桌面上。

Palantir在2023年贏得英國NHS約3.3億英鎊的Federated Data Platform合同，用來協助整合醫療體系資料。支持者認為統一平台可以改善病床利用、手術安排和資源配置，反對者則擔心公共醫療資料逐步依賴一家美國科技公司。2026年，英國國會一個跨黨派委員會甚至把政府對Palantir等美國科技企業的依賴形容為「不可接受的弱點」，並要求政府審視合同退出機制。

法國選擇了另一條路。2026年6月，法國政府確認，國內情報機構DGSI將逐步用法國企業ChapsVision的產品替代Palantir。替換不會立即完成，因為安全機構無法承受系統突然中斷，但政策方向已經十分清楚：在國家安全領域，法國希望降低對美國軟體的依賴。

同一套Palantir技術，在大西洋兩岸因此得到不同解讀。

美國看到的是能力。歐洲開始看到依賴。

而「數字主權」之所以會成為AI時代最重要的詞之一，原因正藏在這種差別裡。一個國家可以購買最好的技術，但當最好的技術逐漸變成不可替換的技術，它是否仍然完全掌握自己的選擇權？

Karp正在出售的，已經不只是軟體效率。

技術進入移民、戰爭與公民自由

Palantir最難寫的部分，也許恰恰是Karp本人最願意討論的部分。

他的思想背景長期偏向自由派和進步派，他也一直強調隱私、公民自由以及人工判斷的重要性；Palantir卻深度參與美國國土安全、移民執法、軍事和情報工作。

公司設有專門的Privacy and Civil Liberties Engineering團隊，試圖把權限、審計、資料最小化和人工監督直接寫進產品設計。這不是無關緊要的企業宣傳，它反映出Palantir知道自己處理的問題有多敏感。

但制度不能只靠企業自我約束。

2025年底，天主教聖若瑟修女會（Congregation of the Sisters of St. Joseph of Peace）向Palantir提出股東議案，要求公司就其與ICE相關的業務發布一份人權影響評估報告；議案在2026年6月的股東大會上，得到挪威主權基金NBIM、紐約市審計長辦公室等機構的公開支持，荷蘭最大退休基金ABP也在此前撤出了對Palantir的投資。支持者擔心資料分析工具可能被用於追蹤、拘留和遣返移民；Palantir在反對聲明裡的理由是，公司受合約保密條款約束，沒有辦法就某一項具體業務單獨做人權影響評估，並表示它與ICE的合作可以追溯到奧巴馬政府時期，內容包括打擊人口走私和跨國犯罪，而政府才是執法政策的最終決策者。

以色列問題更加敏感。Palantir與以色列政府及國防體系存在合作，2023年10月之後雙方又宣布擴大相關合作。這些業務受到部分人權組織和機構投資者批評，挪威資產管理公司Storebrand就曾在2024年10月，因擔心相關產品可能被用於占領地監控而涉及人道法風險，出售了自己持有的Palantir股份。Palantir則反覆否認外界對某些自動化目標識別系統的指控，並表示其產品使用應符合國際人道法。

在這種議題上，一家新聞機構最不應做的，是替任何一方快速判決。

Palantir可以建立技術上的安全護欄，可以制定倫理原則，也可以保留人工確認；然而當軟體進入戰爭、移民執法和情報工作，誰應該被追蹤、什麼情況可以使用武力、什麼資料可以被政府取得，終究不是軟體工程問題。

那些決定只能由法律、法院、國會、政府和民主制度承擔。

企業可以提高國家的能力，卻不能因此取得定義國家權力邊界的資格。

（圖片說明）Palantir Foundry平台數據儀表板介面，展示企業與政府如何在統一架構中整合醫療、供應鏈與行政資料，同時凸顯數據主權爭議。

企業主權之外，還有創辦人的權力

Palantir談主權，還有另一層很少被普通客戶注意到的結構。

公司本身的治理也高度特殊。

Palantir擁有Class A、Class B和Class F三類普通股。Class A每股一票，Class B每股十票；Class F股份則被放入由Karp、Peter Thiel和Stephen Cohen建立的創辦人投票信託。在滿足特定持股條件時，這套安排讓創辦人可以控制最高接近49.999999%的總投票權。Palantir在自己的SEC文件中甚至直接承認，這種結構使創辦人在可預見的未來可以對董事選舉、公司重大交易和其他股東事項保持有效控制。

對一家普通科技公司，多重投票權首先是一個公司治理問題。

Palantir的情況更加微妙。

當一家公司只是在出售軟體產品，創辦人控制權主要涉及股東利益；當它的產品逐步進入軍事、情報、公共醫療和政府決策，公司的治理方式便多了一層公共意義。

如果社會開始追問「誰可以監督Palantir」，問題其實不只朝外。

Palantir內部，又有多少人可以對創辦人的判斷說不？

這並不等於Karp或者創辦人一定會濫用權力。制度設計從來不是建立在「某個人是否值得信任」這種假設上。一個成熟的制度之所以重要，正因為它需要在好人和壞人、順境和危機、今天和二十年後都可以工作。

Karp自己大概比很多科技CEO更理解這一點。他讀過足夠多的政治哲學，也知道權力最危險的時候往往不是有人公開宣布要濫用它，而是所有人都相信自己正在做正確的事情。

（圖片說明）美軍人員操作AI情報分析介面，象徵Maven等系統將傳感器數據快速導入作戰決策的「sensor-to-shooter」過程。

哲學博士最後遇到了自己的哲學難題

Karp近年的思想已經與早年的左派形象發生明顯變化。

他和Palantir高管Nicholas Zamiska合著《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對美國科技產業提出了一種近乎反矽谷的批評。他們認為，過去幾十年大量工程和資本被投入廣告、消費產品、社交網絡與生活便利，科技人才卻逐漸遠離國防、工業和公共使命。

Karp不相信科技公司可以永遠站在國家之外。

俄烏戰爭、中美科技競爭、網路攻擊與全球供應鏈重新組合，使這種觀念獲得了更大的市場。矽谷過去曾把「不要作惡」視作自己的道德姿態，如今越來越多公司開始重新討論一個更老、更困難的問題：如果民主國家不掌握最先進的技術，那麼掌握這些技術的會是誰？

Karp給出的答案非常鮮明。他支持西方國家保持技術優勢，也願意讓Palantir直接服務這個目標。

這讓他得到支持，也讓他招致批評。

但他的故事最有價值的地方，不在於我們最後選擇贊成他還是反對他。

真正值得研究的，是科技產業與國家的關係正在發生什麼。

二十年前，最強大的網路公司主要爭奪使用者時間、廣告和消費者。

今天，一部分AI公司開始爭奪政府預算、國防合同、公共數據和國家級基礎設施。

企業的力量開始沿著另一條道路擴張。

Palantir只是最早走到那裡的一家公司。

誰來看見Palantir

2026年的Palantir已經很難被準確放進一個傳統分類裡。

它有企業軟體公司的高毛利，有國防承包商的政府合同，有AI公司的增長敘事，又擁有一種其他軟體公司很難複製的資產：長期進入政府和大型企業核心流程所累積的信任、資料結構與制度黏性。

2025年公司收入44.75億美元，到2026年第二季度，季度收入已接近19.4億美元。這種增長會吸引所有資本市場的目光。

然而，Karp這個人物真正值得留在《人物志》裡的原因，並不是Palantir的市值還可能上漲多少。

二十多年前，他在法蘭克福研究的是攻擊性如何存在於共同體之中。今天，他的公司正在幫助軍隊、政府和企業整理世界，從龐雜資料中判斷什麼重要、什麼危險、什麼值得行動。

這是一種非常現代的權力。它沒有軍服，也沒有政府徽章，而是存在於資料模型、權限系統、演算法和軟體介面裡。

因此，Alex Karp留下的真正問題也許應該反過來問：當Palantir幫助國家看見更多東西的時候，誰來看見Palantir？

誰可以知道它的系統怎樣影響決策？誰有資格審計它？有些時候，國家安全要的是速度，企業要的是效率，公民要的是隱私——這三件事很難同時滿足。真到那種時候，決定邊界的人，應該是寫代碼的工程師，是坐在董事會裡的人，是政府官員，還是最終要對選民負責的民主制度本身？

這些問題不會出現在Palantir任何一張產品演示圖裡，也不是更大的模型和更多的算力可以解決的。它們最後仍然需要由人回答。

那個曾經遠赴德國研究社會、語言與攻擊性的年輕人，繞了二十多年，最後或許又回到了自己最初面對的問題：當一個共同體獲得更強大的力量時，它如何確保這種力量仍然受到約束？

只是這一次，這不再是一篇博士論文。

它正在真實世界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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