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要紀念查理·柯克？

（圖片說明）2025年9月21日，艾莉卡·柯克在亞利桑那州格倫代爾州立農業體育場的追思會上發言。丈夫遇害十一天後，她在講台上說出「我原諒他」，文章以此作為重新記錄查理·柯克一生、並思考寬恕與公共生活的起點。

丈夫遇害十一天後，一句「我原諒他」，把信仰、生命與寬恕的難題留給了活著的人

2025年9月21日，美國亞利桑那州格倫代爾的州立農業體育場（State Farm Stadium），艾莉卡·柯克（Erika Kirk）站上丈夫的追思會講台。十一天前，她的丈夫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猶他谷大學（Utah Valley University）的一場公開活動中遭槍擊身亡，生命停在31歲。

談到被控殺害丈夫的人時，艾莉卡說：「我原諒他。」

後來我反覆讀到這段演說，讓我停下來的始終是這四個字。我也是基督徒。我知道《聖經》如何談寬恕，也讀過「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這樣的經文。可是坐在書桌前理解一段經文，和在丈夫被殺十一天後親口說出「我原諒他」，中間隔著一個我沒有經歷過的世界。正因如此，我不願意替艾莉卡衡量她的痛苦，更不敢輕率地說，如果同樣的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我一定能做到。

2026年9月10日，是柯克離世一週年。作為一家財經媒體的創始人，我仍然決定寫他。衡量一個人的一生，財富、職位、市值和市場影響只是其中一部分。一個人的生命還存在於他相信過什麼、建立過什麼、影響過哪些人，也存在於他引起的爭論、遭遇的反對，以及生命結束之後，留給家人和社會那些仍然沒有答案的問題。

柯克的政治主張、公共言論和政治影響可以被檢驗，也應當被檢驗。紀念他，不要求任何人接受他說過的每一句話；批評他的觀點，也不需要抹去他作為丈夫、父親和一個生命曾經真實存在的部分。這是我寫這篇文章時希望守住的尺度，也是GFM把它作為一篇人物記錄留下來的原因。

十八歲的柯克，和那些願意先聽一個年輕人把話說完的人

2012年，18歲的查理·柯克開始建立後來的Turning Point USA（TPUSA）。威廉·蒙哥馬利（William “Bill” Montgomery）是一名比他年長許多的退休商人和茶黨活動人士，在組織創立初期扮演了重要角色。柯克後來回憶，同年他與蒙哥馬利在坦帕尋找支持時遇到投資經理、共和黨捐款人福斯特·弗里斯（Foster Friess），並向對方介紹自己的構想。幾週後，弗里斯向TPUSA提供了一萬美元的早期資金支持。

這筆一萬美元的捐助有其他公開資料支持，但兩人最初相遇、交談，以及柯克如何介紹TPUSA的具體細節，主要仍來自柯克本人的回憶。因此，我不願意把它加工成一個已被完整重建的少年創業傳奇。真正吸引我的，是故事裡一個很普通的細節：一個18歲的年輕人拿著尚未被證明的想法去找人，有人願意坐下來聽他把話說完。

創辦過一件事情的人大概都知道，最難得到的往往不是後來的大筆資源，而是最早那個願意相信你的人。那個時候沒有多少成績可以展示，沒有漂亮的數據，也可能連自己都不能完全回答這件事情最後會走到哪裡。別人願意認真聽你把想法說完，本身就是一種支持。

所以我讀到柯克18歲的經歷時，想到的並不是如何把他塑造成一個少年成功的範本，而是我們今天如何對待那些剛剛開始的年輕人。一個二十歲左右的人提出一個還很粗糙的構想時，我們是先告訴他「你不懂」，還是願意多聽十分鐘？一個沒有漂亮履歷、沒有資源，甚至不能完整回答所有問題的人，有沒有人願意給他第一次嘗試的機會？

柯克後來走過的路當然不能被簡化為那一萬美元。蒙哥馬利、弗里斯，以及後來加入組織的同事、支持者和捐助者，都成為這段歷史的一部分。人的成長很少真正由一個人孤立完成，青年人的人生也不應只有一種標準答案。有人創辦組織，有人研究學問，有人教書、做工程、照顧家庭，也有人只是認真地把人生第一份工作做好。值得從柯克身上思考的，不是每一個年輕人是否應該成為另一個查理·柯克，而是一個人在形成自己的思想時，有沒有開始的勇氣，以及他身邊有沒有成年人願意先聽他把話說完。

（圖片說明）2015年前後的查理·柯克。文章回顧他在2012年、年僅18歲時創辦Turning Point USA，並強調真正值得記下的，不是後來被加工的少年傳奇，而是一個年輕人拿著尚未被證明的想法去找人、也有人願意先聽他把話說完。

一張桌子和一支麥克風，成為柯克進入美國校園的方式

柯克後來最為人熟悉的公共形象之一，其實很簡單：他在校園裡坐下來，面前放著桌子和麥克風，邀請不同意自己的人走過來提問、反駁甚至挑戰。這些交鋒被拍成影片，經由YouTube和其他社交媒體傳播；TPUSA則透過校園分會、培訓和大型活動，把部分螢幕前的觀看者帶入現實組織。這種線上傳播與線下組織相互配合的方式，後來成為TPUSA青年動員的重要形式之一。

觀看一段影片和真正走進公共生活，畢竟是兩件不同的事。前者可能只是幾分鐘的注意力，後者卻需要與人合作、籌辦活動、承擔責任，也意味著有一天你必須站在人群面前，把自己的理由說清楚。

但我同樣不願意把這種校園交鋒浪漫化。一位已經熟悉鏡頭、掌握辯論節奏並擁有龐大平台的公共人物，和一名第一次走到麥克風前的大學生，並不擁有完全相同的準備。經過剪輯、以傳播為目的的短影片，也不能代替一場完整的思想討論。

做媒體久了，我越來越不相信「說得大聲」就等於「說得對」。有麥克風的人固然有表達的權利，更困難的是在自己握有麥克風的時候，仍然願意聽沒有麥克風的人把話說完。

所以，柯克留給青年人的價值究竟是什麼，不應由一段「誰辯贏了誰」的影片決定。我更關心一個人能不能把自己的理由說清楚，能不能準確理解反對者究竟說了什麼，願不願意檢查自己依靠的證據；當新的事實出現時，又是否仍然保留修改自己判斷的能力。公共討論並不要求我們最後得出相同答案，它考驗人的地方，是在答案不同之後，我們是否仍然承認對方有繼續說話的權利。

寫一篇紀念文章，也不能把他的爭議刪掉

寫到柯克的爭議時，我確實問過自己：一篇逝世一週年的紀念文章，有沒有必要重新寫這些事情？最後我還是決定留下。因為如果必須先刪掉一個人的爭議，我們才願意紀念他，最後留下來的很可能已經不是那個真實的人。

2016年，TPUSA推出「教授觀察名單」（Professor Watchlist），稱其目的在於記錄被指歧視保守派學生或在課堂推動左翼思想的教師。支持者認為，學生有權公開批評大學裡的意識形態偏向；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AAUP）等組織則批評這種做法，認為部分列名材料涉及教師的社交媒體發言或學術出版，不能直接證明課堂歧視，並可能使個別教師面臨網路騷擾。

這場爭議提出了一個至今仍然實際的問題：當我們要求自己的言論自由時，是否也願意把同樣的自由留給自己不喜歡的人？當我們公開監督別人時，又應如何核實證據、更正錯誤，避免對觀點的批評演變成對個人的恐嚇？

柯克在種族與民權問題上的一些言論，同樣引起過強烈批評。賓夕法尼亞大學安嫩伯格公共政策中心旗下FactCheck.org在2025年核查相關記錄時確認，柯克曾把1964年《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的通過稱為「重大錯誤」，並將自己的理由與後來形成的多元、公平與包容（DEI）體系，以及他所認為的言論自由問題聯繫起來。

同一項核查也發現，柯克遇害後，網路上一些針對他的指控並不準確。一段廣泛流傳的影片被解讀為他使用針對亞裔的侮辱詞，但完整語境顯示，他當時喊的是辯論對手Cenk Uygur的名字。

我認為這兩部分都應該留在人物記錄裡。媒體不能因為一個人已經去世，就替他刪掉真實存在的爭議；也不能因為不認同他的政治觀點，就把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加到他的身上。事實不應按照我們對一個人的喜惡重新排列。

他的死亡沒有使他生前的每一句話因此正確，而對他言論最尖銳的批評，也不能成為剝奪其生命的理由。這兩件事情並不矛盾。

（圖片說明）查理·柯克在校園活動中坐在桌前，手持麥克風與前來提問的學生對話。這是他最為人熟悉的公共方式：把桌子和麥克風帶進校園，邀請不同意自己的人走過來反駁。文章以此討論表達、傾聽與公共討論的界限。

政治標籤之外，他還是一個會在星期六給妻子寫便條的丈夫

政治人物很容易最後只剩下一組標籤：保守派活動家、評論員、青年組織領導者、基督徒。死亡卻常常讓人重新看見標籤之外的生活。

柯克留下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孩子。艾莉卡在追思演說中回憶，丈夫會在星期六給她寫一張愛的便條，記錄那一週的事情，告訴她自己對妻子和孩子的感激。

我們無法從一張便條知道一段婚姻的全部，也沒有必要把任何人的家庭想像得完美。但我願意把這個細節記下來，因為當政治的聲音暫時退去，一張丈夫寫給妻子的便條，有時比一千條社交媒體貼文更接近一個人的日常。

柯克去世後出版的《Stop, in the Name of God: Why Honoring the Sabbath Will Transform Your Life》，又提供了另一個理解他的入口。這本書談安息日，談暫時離開手機、新聞與社交媒體，把時間重新留給信仰、休息和家人。

對我而言，其中有一種很難忽略的反差：一個靠持續說話、持續出現在鏡頭前、持續回應公共事件建立事業的人，生命最後階段留下的一本書，談的卻是「停下來」。

作為一名媒體創始人，我理解那種很難真正停下來的生活。新聞永遠沒有做完的一天，今天的文章發布了，明天還有新的事件；一個專題剛剛完成，下一個問題已經出現。我們很容易告訴自己，等忙完這一陣再陪家人，等媒體穩定一些再休息，等事情少一點，再把時間還給生活。

可是人走到一定年紀，也會慢慢明白，工作中的很多事情其實可以等到明天，真正不能預約的是陪伴。今天沒有好好吃完的一頓飯，沒有說出口的一句話，沒有留給家人的一個下午，未必永遠還有下一次。

我不會因為一本談安息日的書，就推斷柯克已經解決了工作、家庭與信仰之間所有的矛盾。但一個31歲生命的突然結束，確實讓「停下來」這件看似普通的事情有了另一種重量。

「我原諒他」：寬恕是她的選擇，不能成為其他受害者必須完成的功課

艾莉卡在追思演說中把自己的寬恕與基督的教導聯繫起來，也表示，她相信丈夫會作出同樣的選擇。後面這一點屬於妻子對丈夫的理解，我們無法替已經去世的柯克證實；但她自己的選擇，已經足夠讓我思考很久。

我敬重她，卻不願意把這份敬重變成要求其他受害者必須完成的功課。有人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面對傷害，有人也許永遠無法說出「原諒」。信仰如果失去了對人的軟弱、憤怒和痛苦的理解，也可能在無意中變成另一種壓力。

所以我不想問，為什麼其他人做不到艾莉卡所做的事情。我更願意把問題留給自己：如果有一天，信仰不再是星期日聽到的一段經文，而真的來到我生命最不願意寬恕的地方，我會怎樣面對？

我希望自己有那樣的信仰，但我不敢預先替自己回答。

寬恕屬於人的內心，司法責任仍須由證據和法院決定

寬恕不等於法律責任消失。截至本文完成時，被控殺害柯克的泰勒·羅賓遜（Tyler Robinson）已對包括加重謀殺在內的七項指控作無罪答辯。2026年9月1日，猶他州法官Tony Graf裁定檢方提出的證據足以讓案件進入審判程序，檢方仍尋求死刑。案件尚未完成審判，因此羅賓遜的刑事責任最終仍須由法院依法認定。

柯克家人的律師亦已於2026年9月向猶他谷大學及猶他州送達求償通知，主張案發活動的安全安排存在疏失。這是正式提起相關訴訟之前的程序性步驟，相關主張尚未經法院認定。刑事案件與這項民事求償主張有各自的證據標準和法律程序，不能由追思會上的情感取代。

這也是我理解艾莉卡那句「我原諒他」時，希望守住的一條界線。寬恕屬於人的信仰與內心，司法屬於公共制度。一個人可以決定不讓仇恨繼續支配自己的生命，國家仍有責任查明事實，法院仍須依照證據判斷責任。兩者可以同時存在。

丈夫不會因為一句寬恕重新回家，孩子失去父親的事實也不會因此改變。艾莉卡能夠決定的，是自己準備如何帶著這份失去繼續生活。旁觀者尤其應當謹慎：司法需要證據，哀傷需要時間，信仰則是每個人自己要走的路。我們沒有資格替受害者規定她應該在什麼時候憤怒、什麼時候寬恕，又應該以什麼方式記住自己失去的人。

（圖片說明）2025年9月10日，猶他谷大學校園庭院中的公開活動現場。當日約三千人聚集，柯克在「Prove Me Wrong」帳棚前發言時遭槍擊身亡。圖片呈現事件發生的真實校園環境，也對應文章所寫：槍擊結束了一個人的生命，卻沒有結束校園裡的分歧。

槍擊結束了一個人的生命，卻沒有結束校園裡的分歧

柯克遇害之後，猶他谷大學以及當天在場的人還要繼續生活。FBI曾為受到事件影響的人設立家庭援助管道；一些親歷者後來公開談到槍擊帶來的心理壓力、網路攻擊和難以處理的記憶。這些經驗各不相同，任何一個人的敘述都不能代表整個校園，卻提醒我們，一場公共暴力造成的後果遠遠超過案發當日。

到了2026年9月的一週年，分歧仍然存在。有人參加紀念活動，有人繼續支持柯克留下的組織，也有學生公開抗議相關紀念安排。Turning Point USA在柯克去世後繼續運作和擴展，而參與這一運動的青年也沒有因此形成完全一致的政治判斷。

紀念如果只能容納贊同，很容易變成另一種政治動員；批評如果必須先否認一個人的生命價值，也會使公共討論失去最基本的人性尺度。對柯克的評價可以繼續存在分歧，而且很可能多年以後仍然如此。媒體沒有必要替下一代提前結束這些爭論。

我更關心的是，一個人讀完他的故事之後，是否願意重新思考自己如何參與公共生活。不同意一個人，可以反駁他的論點；認為他的資料錯了，可以拿出更可靠的證據；反對他的政治主張，可以投票、寫作、辯論、和平抗議，也可以選擇離開。這些方法有時很慢，也未必讓人立即得到滿足，但至少承認一件最基本的事情：站在我們對面的人仍然是一個人。

做新聞這些年，我越來越相信，公共生活中很多重要的事情都很慢。查證一個事實很慢，建立信任很慢，理解一個與自己立場完全不同的人也很慢。暴力卻非常快，它只需要幾秒鐘，就可以讓一個人永遠失去繼續說話、解釋和接受反駁的機會。

所以，我們不能讓暴力替公共討論作結論。

一家財經媒體，為什麼要留下查理·柯克的故事

寫到這裡，我也終於可以回答文章開始時提出的問題：一家財經媒體，為什麼要在人物欄目裡寫查理·柯克？

我不想為了證明這篇文章屬於財經媒體，刻意把他的一生換算成組織規模、募款金額、流量或者政治影響力。GFM研究市場、資本、企業和制度，但做媒體越久，我越清楚，這些宏大的名詞最後都要回到具體的人。市場需要信任，企業依賴契約，媒體需要事實，一個能夠正常運作的社會也需要為不同意見留下公共空間。

如果這些最基本的條件不存在，再精密的市場制度也很難長久運行。

因此，我願意把柯克放進GFM的人物記錄，並不是要替他的政治生涯作出最後判決，也不希望讀者因為這篇文章成為他的支持者或者反對者。政治判斷應當屬於讀者自己。

我希望留下的是一個完整一些的人。

他18歲開始做一件當時沒有人知道能走多遠的事情，遇見願意先聽他說話、也願意提供幫助的成年人，後來逐漸建立自己的組織和公共影響力；他走進校園，拿著麥克風與不同意自己的人爭論，也留下至今仍受到批評的言論和做法。他成為丈夫和父親，會在星期六給妻子寫便條，也寫了一本談安息、家庭與信仰的書。然後，在31歲那一年，他的人生突然停止。

把這些放在一起，才接近一個真實的人。他的死亡不應修改他的歷史，他的爭議也不應阻止我們承認，一個31歲生命的結束是一場悲劇。

我們紀念的，最後是一個人的生命

如果多年以後，一個18歲的年輕人偶然讀到這篇文章，我希望他看到的不是一份必須照著走的人生路線，而是一個年輕人的想法即使還很粗糙，也值得自己先認真對待；如果幸運，他也許會遇見一個願意坐下來聽他把話說完的成年人。等到有一天自己擁有麥克風、資源或者權力，也不要忘記給別人同樣把話說完的機會。

勇敢表達自己的觀點很重要，願意接受別人的反駁同樣重要。人的一生會說對一些話，也可能說錯一些話。需要保留的能力，是在新的事實面前修正自己，在激烈的分歧中仍然承認對方的人格與尊嚴。

到了我今天這個年紀，再回頭看一個31歲便停止的人生，我想到的還有許多比政治普通得多的事情。事業當然重要，理想也重要，我們每天努力建立的公司、作品和影響力，都有自己的價值；可是人的一生最後並不只由這些東西組成。

還有一起吃過的飯，有沒有好好陪伴父母，有沒有在最忙的時候仍然記得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有沒有對幫助過自己的人說過謝謝，有沒有在仍然來得及的時候，把愛說出來。

這些事情很少登上新聞首頁，也不會出現在任何一家公司的財務報表裡。可當一個人真正離開以後，它們往往成為家人保存最久的東西。

所以，那張星期六寫給妻子的便條，一直留在我的腦海裡。它讓我想到自己，也想到許多和我一樣每天忙著工作、總覺得明天還有很多事情要完成的人。我們總以為時間還很多。新聞明天還會發生，工作明天仍然做不完，但身邊的人不應該永遠排在「等忙完以後」。

這大概是查理·柯克31年的人生，留給我最私人、也最樸素的一個提醒。

（圖片說明）查理·柯克與妻子艾莉卡及兩名年幼子女在公開場合的合影。文章寫到，政治標籤之外，他還是會在星期六給妻子寫便條的丈夫和父親；家庭細節並不能寫成完美故事，卻讓紀念回到一個具體的人，而不是一組立場。

寫到最後，我還是回到「我原諒他」

我開始寫這篇文章，是因為艾莉卡說出的那四個字。沿著柯克18歲的開始，寫過他的事業、爭議、家庭、信仰和死亡，我發現自己最後仍然回到了同一個問題。

「我原諒他。」

我不知道，如果有一天生命把同樣殘酷的問題交到我的手裡，我能不能說出這四個字。我希望自己有那樣的信仰，但到了今天這個年紀，我反而更不願意替尚未發生的人生預先表現勇敢。有些答案，坐在書桌前永遠不會真正知道，只有走到那裡的人才能回答。

查理·柯克已經不能再回答任何人的質疑。他說過的話仍然可以被檢查，他留下的政治遺產也會由支持者、批評者和後來的研究繼續評價。這些爭論不需要因為一篇紀念文章而停止。

可是有一些事情，不需要先確定自己的政治立場才能理解：一個31歲的人死去了，一個妻子失去了丈夫，兩個年幼的孩子失去了父親，一個家庭此後每一年的9月10日，都會知道這一天意味著什麼。

作為基督徒，我願意為這個家庭禱告；作為媒體人，我願意把能夠確認的事實留下，也把爭議留下；作為一個同樣有家人、有事業，也知道人生不會永遠按照計畫向前走的人，我更願意提醒自己，不要等到失去以後，才明白哪些東西原來不能重來。

這也是我現在理解的「紀念」。

我們沒有必要把查理·柯克塑造成英雄，也沒有必要因為紀念他就擱置對他的批評。紀念，是承認一個真實而複雜的人曾經在這個世界生活過。他相信過一些事情，為此行動，建立過組織，愛過自己的家人，也說過引起巨大爭議的話；現在他的生命已經結束，而我們仍然活著。

活著的人還有選擇。我們可以決定怎樣對待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怎樣使用手中的麥克風，怎樣面對事實，怎樣珍惜身邊的人。當傷害真的來臨時，我們也終究要自己回答，要不要讓仇恨佔據此後全部的人生。

我沒有那個答案。但我願意記住艾莉卡說出的四個字，也願意讓這個問題繼續提醒我如何生活。

這就是一年之後，我仍然願意寫下查理·柯克的原因，也是我為什麼紀念他。

免責聲明

本文依公開資料進行人物研究、公共事件分析及作者個人信仰反思，僅供新聞研究與資訊參考，不構成法律、政治或投資建議。相關刑事案件、民事主張及法律責任仍待司法程序認定；文中信仰觀點僅代表作者個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