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

RJ Scaringe:他在製造深水區造車

從 Rivian 到 Mind Robotics,一個工程師型創始人如何在電動車、公共市場與工業 AI 之間尋找下一條曲線

文/《人物志》研究組
2026/5/19
2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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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GFM《人物志》不寫傳奇,只寫進行時。

RJ Scaringe 是值得記錄的進行時。

他不靠宏大敘事進入公眾視野,也不靠社交媒體製造聲量。他更接近一種在今天愈發少見的創始人類型:工程師出身,低調建廠,讓產品替自己說話,然後在公共市場的追問裡,被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逼到台前。

Rivian 不是紙面上的造車公司。它已經交付產品,進入公共市場,也已經開始在公共市場的燈光下,承受真實的虧損。對一家新造車公司來說,造出車只是入場;能不能在交付之後活成一家可持續的公司,才是真正的考場。

GFM 寫 Scaringe,不是為了給他貼上成功或失敗的標籤,也不是為了製造中美創始人的簡單對照。我們想觀察的,是一個工程型創始人在交付之後如何被現實重新塑形——他在哪裡堅持,在哪裡妥協,又如何在製造業最深的水裡,為自己和公司尋找下一條浮力。

(圖片說明)RJ ScaringeRivian 創辦人兼 CEO。他不像明星創始人那樣高調,而是工程師出身,習慣把產品放在前面,讓車替自己說話。這正是他在製造深水區堅持的寫照。

一個不像明星的造車人

有一種創始人,你在任何公開場合都很難忽視他。

Elon Musk 屬於這一種。他走進任何一個房間,話題就跟著走進來。賈躍亭也曾經屬於這一種,在中國互聯網和資本市場熱情最高漲的年代,他站在那個年代的峰頂上,既是光,也是影。

Scaringe 不屬於這一種。

長時間以來,他的名字出現的頻率遠低於 Rivian 這家公司。他接受採訪,但不製造金句;他出席發布會,但不把發布會變成個人表演。他更習慣把自己放在產品後面,讓車開口。這種選擇是主動的,不是因為他沒有表達能力,而是因為他的直覺是工程師的直覺:先把事情做對,再讓別人來說它。

問題是,這套邏輯在公共市場裡行不通。

工程師相信時間,相信問題最終可以被拆開、測試、修正。公共市場相信季度。它不等你把事情做對,它在每個季度末追問你:現在做到哪裡了?

這條裂縫,是 Scaringe 故事的底層張力,也是這篇文章真正想看的地方。

從汽車實驗室走出來的人

Scaringe 在 MIT Sloan Automotive Laboratory 完成碩士與博士研究,方向涉及汽車工程、動力系統與低排放技術。2009 年博士畢業,他創辦了 Rivian。

這個起點很重要,不是因為學歷,而是因為它決定了他站在哪裡開始看這個問題。很多電動車創業公司的創始人,是先嗅到趨勢,再去尋找工程師;是先融到錢,再去補製造能力。Scaringe 的順序不同——他是先有問題意識,才有公司。這種差異在早期幾乎看不出來,但在製造爬坡的漫長過程中,它的影響會慢慢顯現。

Rivian 最初並不是今天這個樣子。公司早期把重心放在電動跑車上,這在當年有它的邏輯。Tesla Roadster 之後,跑車是電動車最直接的技術證明方式——它可以昂貴,可以小眾,先用速度和科技感贏得注意力。但 2011 年前後,Scaringe 停下來,重新想清楚 Rivian 究竟要回答什麼問題。結論是放棄電動跑車,轉向電動卡車和 SUV。

這是 Rivian 的第一次真正轉向。

皮卡和 SUV 是美國生活方式裡最日常的車。它們承擔工作、家庭、戶外和長途,不只是交通工具,也是身份的一部分,是每天的一部分。把電動化帶進這個場景,比做一輛昂貴跑車更難,更重,但意義也深遠得多。Rivian 後來的品牌氣質,正是從這個決定裡長出來的——不是城市裡的科技玩具,而是一輛能開進山路、湖邊、露營地和工地的電動車。這個選擇讓 Rivian 避開了與 Tesla 完全正面重疊的路線,也讓 Scaringe 形成了自己的造車性格:不急著成為最會說話的人,先找到一個需要被重新定義的場景。

(圖片說明)Rivian R1T 電動皮卡。Scaringe 放棄早期電動跑車,轉向皮卡與 SUV,將電動化帶入美國日常戶外與工作生活,這是 Rivian 品牌氣質的起點,也體現他工程師式的務實選擇。

低調是選擇,不是護身符

在正式推出 R1T 皮卡與 R1S SUV 之前,Rivian 保持了相當長時間的低曝光。這在電動車行業並不常見。

電動車行業有一種幾乎結構性的融資壓力,它推動每個創始人提前講故事。造車需要資本,資本需要願景,願景一旦講出去,就需要不斷加碼——否則市場會認為你退縮了。這條邏輯鏈很容易讓創始人陷進敘事的螺旋,愈說愈大,愈說愈遠,然後有一天被現實追上。

Scaringe 選擇了另一條路:先讓產品站出來,再讓產品說話。2018 年,Rivian 在洛杉磯車展公開亮相,R1T 與 R1S 以完整形態出現在公眾面前。那一刻業界的反應相當強烈,因為那不是渲染圖,也不只是概念車,而是一套已經成形的產品語言。

這種做法給 Rivian 積累了一種信任:這家公司不只會說,還能做。

但低調不是護身符。

上市之後,Rivian 進入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空間。公共市場不在乎你過去多低調,它只在乎你現在交出什麼數字。每個季度,投資人、分析師和媒體都會打開財報,問同樣幾個問題:交了多少車?虧損收窄了嗎?毛利何時穩定?現金還能撐多久?

這些問題沒有詩意,但它們決定公司能不能活過下一個階段。工程師型創始人的困難,正是在這裡開始變得明顯。

交付之後,考試才開始

Rivian 與很多停在概念階段的電動車公司最大的不同,是它已經把車交到用戶手裡。R1T、R1S,以及為 Amazon 定制的電動配送車,讓 Rivian 不再只是一個路演故事。它有工廠,有產線,有車主,有服務網絡,也有清晰的品牌位置。

但在造車行業,交付不是終點,而是另一場考試的起點。

根據 Rivian 2025 年年報,公司當年總收入約 53.87 億美元,高於 2024 年的 49.70 億美元;淨虧損仍達 36.26 億美元。產量 42,284 輛,交付量 42,247 輛,兩項數字均低於 2024 年。

這組數字不浪漫,但它是這篇人物文章裡最重要的部分。它說明 Rivian 已經走過了「有沒有產品」的問題,但還沒有走過「能不能形成可持續商業模式」的問題。這中間的距離,就是製造深水區——一個沒有掌聲的地方,創始人的意志不再由發布會檢驗,而由生產線、毛利率和現金流檢驗。

造車這件事對創始人最殘酷的地方,也在這裡:它要求你同時是工程師、製造組織者、成本管理者和資本市場溝通者。任何一個角色缺位,整個結構都可能晃動。

(圖片說明)Rivian R2 中型 SUVR2 Scaringe 帶領 Rivian 突破價格天花板、進入更廣泛家庭與通勤市場的關鍵一步,考驗公司在成本控制與規模量產上的真正能力。

Volkswagen 的錢,和錢背後的判斷

2024 年 11 月,Volkswagen 與 Rivian 正式啟動一個總額最高 58 億美元的合資項目,合作方向是下一代電氣架構與車輛軟件。

這筆合作通常被外界解讀為 Rivian 的一條資金生命線,這個解讀沒有錯,但只說了一半。

第一層當然是現金。R2 的量產、Normal 工廠的改造、Georgia 產能規劃、下一代平台的開發,都是巨大的資金消耗。Volkswagen 的投入給 Rivian 爭取了時間,這一點毋庸置疑。

但第二層更值得看:Volkswagen 願意合作本身,就是一種市場判斷。

Volkswagen 是全球最重要的傳統車企之一,它在軟件轉型上的痛苦是公開的——這家公司花了多年時間試圖在內部建立軟件能力,結果不太好看。它選擇與 Rivian 合作開發電氣架構與軟件平台,說明它認為 Rivian 擁有一種它自己短期內建不出來的能力。這不是一筆慈善投資,是一個判斷。

這種判斷在財務上已有具體反映。Rivian 2025 年年報顯示,當年軟件與服務收入約 15.57 億美元,明顯高於 2024 年的 4.84 億美元,增長主要來自向合資公司提供車輛電子架構與軟件開發服務。

從「賣車」到「輸出汽車軟件與電子架構能力」,這是 Rivian 故事的一次結構性延伸。但它既不是終點,也不是免死金牌。Volkswagen 的錢買來的是時間。時間最後仍要交給產品:R2 能否按計劃量產,成本能否真正下降,才是決定 Rivian 能否走出深水區的真正變量。

R2:從高端小眾到大眾市場的一躍

R1T 和 R1S 建立了 Rivian 的品牌氣質。戶外、性能、工程感、美國西部的某種生活想像——這些東西讓 Rivian 有了自己的位置,但這個位置的市場規模,也受到 R1 系列定價的硬性限制。

R2 是 Rivian 試圖突破這個天花板的嘗試。它瞄準中型 SUV 市場,定價更低,目標用戶更廣:從早期的電動車愛好者、高端戶外用戶,延伸到家庭與通勤市場。

這一步的難度,並不比當年 Scaringe 決定從跑車轉向皮卡容易。

價格帶下移,意味著成本控制的容錯空間更小;用戶群擴大,意味著產品不能只讓早期粉絲滿意,還必須讓那些對 Rivian 沒有情感濾鏡的普通買家覺得這輛車值得。這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情。Rivian 能否做到後者,決定了 R2 能否真正打開規模。

對 Scaringe 來說,R2 是這個階段最重要的一道題。它不是概念,是承諾;不是願景,是交付計劃。造車公司的未來,最終一定落在某個具體工廠、某條產線、某個車型和某個季度上。R2 就是 Scaringe 必須交卷的下一個地方。

(圖片說明)RJ Scaringe 站在 Rivian 生產線旁。交付 R1TR1S Amazon 電動配送車後,真正的考驗才開始——產量、毛利率、現金流與供應鏈管理,這些沒有掌聲的數字,決定 Rivian 能否在公共市場存活。

Mind Robotics:從工廠痛點長出的第二條曲線

2026 年 5 月,Rivian 分拆出的 Mind Robotics 宣佈完成 4 億美元新一輪融資。此前兩個月,這家公司剛剛完成 5 億美元融資,融資總額已超過 10 億美元,估值超過 30 億美元。Scaringe 擔任 chairman,公司最初名為 Project Synapse,目標是開發面向工廠自動化的工業機器人。《華爾街日報》報道其估值達 34 億美元,並稱公司希望將智能機器人引入汽車製造及更廣泛的工業場景。

看到這則消息,最容易犯的錯誤是把它歸類為「創始人追 AI 熱點」。

事實上,Mind Robotics 的出發點有更具體的根基。

Rivian 在工廠裡造車多年,那個過程積累了大量製造業的第一手痛苦:哪些環節仍然高度依賴人力,哪些流程因為柔性要求太高而難以完全自動化,哪些場景存在勞動力短缺和品質波動——這些不是調研報告裡的數據,是生產線上每天發生的問題。Mind Robotics 不是從想像中誕生的,它是從這些問題裡長出來的。

這讓它與賈躍亭的 EAI、Physical AI 敘事形成了一個值得觀察的對照。賈躍亭從 FF 的困境中提出新概念,需要用更大的想像力覆蓋過去的裂縫,是一種從未來尋找出口的方式。Scaringe 的方式不同——他從製造的現場往回看,把最真實的痛苦轉化成下一個產業問題。

這不是評高下,而是說起點不同。當資本開始追問商業化的時候,這兩條路走起來會有本質的差異。

Mind Robotics 也許會成為 Scaringe 真正的第二條曲線,也可能承受與 Rivian 類似的資本壓力和商業化難題。但它至少說明一件事:Scaringe 沒有在 Rivian 的虧損裡止步,而是把造車中最難的那一部分,變成了下一個問題的起點。這很工程師。

(圖片說明)Mind Robotics 工業自動化機器人。Scaringe Rivian 工廠多年累積的製造痛點,轉化為工業 AI 與機器人事業。這不是追熱點,而是從生產線真實問題長出的務實延伸。

他的難題不是夢想太大,而是重量太真實

有一種誤解,認為 Scaringe 的路比賈躍亭平穩,理由是他沒有信用危機,沒有逃亡戲劇,沒有個人債務陰影被公開追問。

這個誤解忽略了製造業困境的另一種形態:它不爆炸,但它消磨。

賈躍亭的困境是鋒利的。它在某個時間點破裂,公開,劇烈,之後整個人的公共形象被重置。這種困境是可以被清晰講述的,因為它有一個故事結構。Scaringe 的困境沒有故事結構。每一個季度的虧損,每一次交付量的波動,每一次產能計劃的延遲,每一次財報電話會上分析師的追問——這些事情不製造頭條,但它們沉在公司內部,變成創始人每天都要承受、卻無法對外訴說的重量。

這種重量,消磨的方式是慢慢的。

工程師型創始人往往真心相信產品可以自己解決問題。但公共市場的現實是,產品只解決一部分問題,成本結構解決另一部分,資本管理解決又一部分,而這些部分之間需要協調,協調需要的能力,遠不只是工程判斷。Scaringe 在 Rivian 的這些年,是一個工程師被迫擴展自己管理邊界的過程。他原本是動力系統的研究者,最終要成為一個複雜製造組織的掌舵者。這種轉變,比很多局外人意識到的更艱難,也更孤獨。

製造業對所有人用同樣的重量。你誠懇,它不給折扣;你低調,它不讓你少交一個零件;你有夢想,它只要求你先把那條生產線跑通。

為什麼 GFM 要寫 Scaringe

GFM《人物志》不寫成功者,也不寫失敗者。它寫正在被現實塑形的人。

Scaringe 的問題,是這個時代製造業創始人共同面對的問題:電動化帶來的產業重構,公共市場帶來的短期壓力,軟件定義汽車帶來的價值敘事轉換,工業 AI 帶來的新一輪機會與不確定性。這些問題疊加在一個人身上,那個人就必須在每一個維度上同時給出回應。

這遠比看起來難。

很多人以為,造車公司最難的是造出第一輛車。其實不是。第一輛車只是入場資格。真正難的是造出第一萬輛、第五萬輛,同時讓成本下降、品質穩定、供應鏈安全、資本市場繼續相信,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還要找到下一條曲線。因為現有的曲線,終究有它的天花板。

Scaringe 走到今天,靠的是工程信仰。能不能走出深水區,靠的是更大的現實問題。

GFM 記錄他,正是因為答案還沒有揭曉。

(圖片說明)Rivian 工廠生產線。造出第一輛車只是入場券,持續量產、成本下降與商業閉環,才是 Scaringe Rivian 必須面對的長期考驗。這張圖象徵他在製造業深水區被現實塑形的過程。

在深水區,創始人被真實塑形

把 Scaringe 與賈躍亭放在同一個語境裡,不是為了製造二元對立,也不是為了確認哪種路更正確。

他們說明的,是同一件事的兩個面向:造車是一種信用工程。

賈躍亭的信用工程,是在破碎之後重建。在全世界懷疑你的時候,繼續做你說過要做的事——這需要某種程度的執念,也需要重新相信自己。Scaringe 的信用工程,是在壓力之下維持和延展。沒有公開崩塌的危機,但有持續不斷的消耗。沒有信用破裂的戲劇,但有製造爬坡的漫長重量。

這兩種困境,形態不同,但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不會因為創始人夠真誠、夠努力,就自動走向好的結果。

最後所有人都只看幾件事:車是否交付;成本是否在下降;公司是否活得下去;下一條曲線是否真的能長出來。

RJ Scaringe 還在考試裡。Rivian 還在考試裡。Mind Robotics 剛剛走進考場。

GFM 記錄這一刻,不是因為這是終局,而是因為深水區才是最值得觀察的地方。創始人的真實重量,不在發布會的聚光燈下,而在每一個沒有觀眾的清晨——工廠的線還沒完全跑順,財報的數字還不夠好看,下一款車還沒有真正交付到市場手裡。

那個時候,他在做什麼。那個時候,他還相信什麼。

這才是《人物志》真正要記錄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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