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roline Leavitt：白宮講台上的新一代政治傳播者

（圖片說明）27 歲的 Karoline Leavitt 成為美國史上最年輕的白宮新聞發言人之一，在密集的鏡頭與提問之間，建立了自己的戰鬥型發言風格。

引言：站在斷層線上的年輕發言人 

在美國政治史上，白宮新聞發言人從來不只是「讀稿的人」。他／她站在那個藍色背景、印著白宮圖示的講台前，實際管理的是三件事：一個國家如何被敘述、一位總統如何被理解、一個陣營如何被動員。 

2025 年，這個講台上出現了一張相對陌生、卻很快被全球媒體記住的臉：Karoline Leavitt。她在 1997 年出生於新罕布什爾州 Atkinson，一個人口七千多人的小鎮；父母經營冰淇淋店與卡車相關的小生意，她從小在冰櫃與收銀機旁長大。天主教學校出身，靠壘球獎學金上大學，在讀期間一邊在家裡幫忙、一邊在地方電視台與白宮寫信辦公室實習。 

二十多歲，她成為美國史上最年輕的白宮新聞發言人之一，在一個高度極化的政治氛圍與媒體戰場的交界處，被推上全世界直播的講台。她被視為「新一代戰鬥型發言人」的代表——不只負責回答記者問題，更主動參與重寫美國政治的公共敘事。 

這篇人物志關心的，是在這樣一個裂縫張開的年代裡，一個來自小鎮的保守派年輕女性，如何一步步找到自己的角色與位置，又以自己的選擇，改變了這個時代說話的方式。

（圖片說明）Karoline Leavitt 在白宮簡報室的講台上發言。對她而言，這個空間不只是發布訊息的官方場域，更是與媒體正面交鋒的政治戰場。

小鎮出身：冰淇淋機台旁長大的「保守派女兒」 

Atkinson 是一個冬天漫長、街道狹窄的新罕布什爾州小鎮，鎮上的主要聲音來自教堂鐘聲、學校操場和幾家小店鋪。Leavitt 出生在這裡，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父母經營一間季節性冰淇淋店，父親還有一家二手卡車車行，她從很小就開始在店裡幫忙，舀冰淇淋、擦桌子、學著跟顧客聊天。 

在訪談中，她回憶自己「可能還沒到法律允許的年紀就開始打工」，說那是她學會勤勞與責任感的起點。對這個家庭來說，政治不是抽象理論，而是每個月結帳時的稅單和油價：所得稅、營業規定、燃油成本，都直接影響冰淇淋店和卡車生意能不能撐下去。 

（圖片說明）新罕布什爾州 Atkinson 小鎮。Karoline Leavitt 在這裡成長。這樣的社區環境塑造了她早期對家庭、小企業與地方社會的理解。

她在麻州 Lawrence 的 Central Catholic High School 就讀，這所天主教高中讓她的信仰和紀律意識被進一步形塑。她後來說，這所學校「教會了我紀律，讓我更接近上帝，也讓我理解公共服務與回饋社區的重要性」——信仰在她心裡不是抽象標籤，而是具體作息與倫理。 

高中生活裡，她一邊打壘球，一邊參加學生媒體與社區服務。老師與同學事後回憶，她在課堂討論政治時，語速偏快、立場鮮明，尤其對「自由派媒體」的批判遠超同齡人：她覺得所謂「主流媒體」對保守派不公平，甚至「不誠實」。 

放學後，她常回到冰淇淋店幫忙。那裡是她第一次學習「面對大眾」的場域：她要對不同脾氣的顧客保持微笑，要在忙亂中維持禮貌，學會在壓力之下調整語氣與表情。多年後，當她在白宮簡報室裡面對一屋子敵意十足的記者時，那種「先穩住表情，再處理問題」的本能，很大程度就來自這個小鎮店鋪裡累積的肌肉記憶。 

她的童年沒有戲劇化的英雄敘事，但有一個穩定而不寬裕的基調：每天上學、去教堂、幫忙家裡生意，偶爾跟同學在鎮上的路邊吃冰淇淋。對未來，她的想像並不具體，只知道自己「喜歡說話、喜歡爭論，對新聞和政治特別有興趣」。這些喜好，還只是零散的碎片，尚未拼成完整的角色。 


（圖片說明）在家庭經營的冰淇淋店中工作，是 Leavitt 童年的重要經歷。這裡成為她最早學習與公眾交流、理解普通家庭經濟壓力的地方。


大學歲月：在球場、編輯室與白宮信件之間 

2015 年，她帶著壘球獎學金進入位於新罕布什爾州 Goffstown 的 Saint Anselm College，主修傳播，輔修政治學。這所天主教文理學院讓她既保留了熟悉的信仰環境，又第一次接觸到更寬廣的政治光譜：自由派教授、來自其他州的同學、頻繁造訪的總統候選人。 

大一大二，她的生活與多數大學運動員類似：清晨練球，白天上課，晚上讀書或準備比賽。不同的是，當室友轉著娛樂節目和影集時，她常自己打開新聞頻道或政治訪談節目。她對議題與辯論有一種近乎本能的興奮感，覺得那是「真正重要的事」。 

某個時間點，她做出一個不易的抉擇：退出壘球隊，把時間從球場轉移到新聞編輯室與政治實習上。對一個靠獎學金念書的學生來說，這相當於放下原先比較穩定的身份認同，改押在一條更不確定、競爭更激烈的路。 

她開始為校刊《The Saint Anselm Crier》寫稿，很快以一篇批評「自由派媒體」的文章引發關注。文中，她指責主流媒體在報導保守派政治人物時「不公正、不公平，有時甚至只是單純的錯」，這篇文章後來被外部媒體引用，成為她早期媒體觀的註腳。文字本身略帶青年式的憤怒與粗糙，但其中有兩個關鍵元素已非常清晰：對媒體權威的不信任，以及對「說話權」的強烈渴望。 

她在 New Hampshire Institute of Politics 擔任學生大使，這個校內機構是美國總統初選的重要舞台之一。2016 年大選期間，大批候選人湧入新罕布什爾，她在這個節點擔任志工與迎賓，第一次近距離觀察到候選人如何為不同場合調整故事與語氣，媒體如何決定哪一段會出現在晚間新聞裡，哪一段會被剪掉。 

她也去了 WMUR 實習，看見地方新聞編輯室如何運作；甚至短暫在 NBC Sports Boston 做過體育相關實習，之後才把重心徹底轉向政治傳播。 

真正讓她與「國家」這個概念建立直接關聯的，是白宮總統信件辦公室的實習。那裡每天收到上萬封來自全美的信：抱怨、感謝、控訴、求助，關於醫療、稅務、戰爭、槍枝暴力、家庭破碎。她的工作是協助分類，挑出其中部分，讓總統閱讀或納入演說素材，並起草標準化回信。 

在那堆紙與墨水之間，她第一次看到「美國」這個詞背後的具體質地：哪個州的人習慣用長篇故事講述自己的遭遇，哪個群體總是在信裡先道歉「打擾您了」，哪些人把媒體與政府視為同一個敵人。她還不掌握權力，但已經開始管理敘事的原材料。 

2019 年，她從 Saint Anselm 畢業，拿到政治與傳播學位。校方給她的評語是「勤奮、有組織、極度好辯」，而她給自己的總結則更直接：她知道自己要找的是一條「可以說話、可以影響說話方式」的職涯。白宮，對她而言，不只是權力象徵，更是通往這條路徑的具體入口。 

（圖片說明）Saint Anselm College。Karoline Leavitt 2015 年進入這所新罕布什爾州的天主教文理學院，主修傳播、輔修政治學，並以壘球獎學金加入校隊。這段時期，她在運動員訓練與學術生活之間平衡，也開始對政治與媒體議題產生強烈興趣，為後來走向政治傳播奠定基礎。

白宮後台：站在別人講稿背後寫字的人 

畢業後，她回到熟悉的地方——白宮總統信件辦公室，從實習生變成全職職員，很快晉升為副主任。這個職位遠離鏡頭，但它在敘事系統中的位置，其實非常核心：她幫助決定哪些普通人的故事會被挑選出來，放進總統每日簡報，甚至寫進國情咨文一類的重大演說裡。 

換句話說，她在做的是「故事的前期篩選」工作：哪一封信會變成政策案例，哪一個家庭的經歷會被濃縮成一句「某州的某位母親寫信說……」。這讓她開始理解，一個總統在公共敘事中，是如何透過無數具體生命來塑造自己與國家的形象。 

2020 年，她被調入白宮新聞辦公室，擔任助理新聞發言人，在 Kayleigh McEnany 之下工作。她的職責包括蒐集資料、預判問題、起草簡報要點。她和團隊會用白板列出記者可能會問的問題，依議題分組，再為每一題設計最有利的回應框架——不是只有事實輸出，而是先決定「這一題要用什麼故事、什麼對立來打」。 

這段時間，她學到兩個關鍵認知： 

發言人不只是「回應媒體」，而是「管理議程」。如果只是老老實實回答問題，就永遠只能在別人設計好的敘事裡走來走去。 

所謂「失言」，不只是說了錯話，而是沒有預判媒體會如何剪輯、標題化你的話。 

她仍然站在講台邊緣，卻已經握住了講台背後的一部分劇本。 

2020 年選舉落幕，特朗普離開白宮。許多同仁選擇轉向公關公司、智庫、企業政府事務部門，為自己尋找一條較為穩定的專業路徑。Leavitt 沒有跟著一起撤退，而是沿著另一條更險峻的路線走下去——離開行政機構，轉向更直接、更具風險的政治前線。 

（圖片說明）在成為白宮發言人之前，Leavitt 曾以共和黨候選人身分參選新罕布什爾州聯邦眾議員，親自走入基層選民之間，經歷從「說別人的故事」到「為自己辯護」的角色轉換。

選戰與失敗：從「說別人的故事」，到「為自己辯護」 

離開白宮後，她先在眾議院少數黨領袖 Elise Stefanik 辦公室擔任通訊主任，繼續負責媒體與訊息管理，站在國會與媒體的交界。但僅僅過了一段時間，她就做出一個更直接的選擇：自己下場。 

她以共和黨人身份參選新罕布什爾州第一選區聯邦眾議員，當時只有二十多歲，成為該州最年輕的聯邦眾議員候選人之一。 

這一次，她不再是「替別人寫稿的人」，而是把自己的名字印在看板和選票上。她的童年故事、學歷、白宮經驗，被對手與媒體反覆解剖。她走進餐廳、教堂、市場，對陌生人講述自己如何在家裡的冰淇淋店裡學會勤勞與責任、如何在白宮讀到全國各地人民寫來的信、如何覺得主流媒體並沒有公平對待她所相信的那一側。 

在地方辯論會上，她面對選舉正當性、墮胎、邊境、警察等高度尖銳的議題，不再只是幫別人拆解問題，而是親身站在質詢的中心。她沿用在白宮學到的技巧：先指出問題中「帶著自由派框架的前提」，再拉回到自己熟悉的保守派語言，最後送上一句可以被台下支持者記住的短句。 

她贏得了擁擠的共和黨初選，但在大選中敗給現任民主黨議員。對旁觀者而言，那只是「一個年輕候選人的首次失利」；對她而言，那是她第一次完整體驗被媒體和對手同時攻擊的壓力——從這一刻起，她不只是「分析媒體偏見的人」，更是「被偏見攻擊的一方」的親歷者。 

敗選那晚，她在支持者面前說，她「不會離開公共舞台」，只是會用不同的方式繼續戰鬥。那段話語氣平穩，沒有戲劇性的自我感傷，卻透露出一種清楚的自我定位：她發現自己真正擅長的，不一定是坐在立法機構裡談判，而是站在話語戰場上，負責下定語氣與節奏。 

這場失敗，讓她先是被故事吞噬，然後學會如何在故事裡重建自己。她從中得到的，不只是「政治殘酷」的教訓，更是一種角色感：她的天賦在於做一個說話者，而不是投票者。 

（圖片說明）除了白宮簡報室，Leavitt 也頻繁出現在電視新聞、保守派節目與網路節目中，將總統訊息轉譯成更易於在社群平台擴散的語言。她把自己定位為多平台的政治傳播節點。

重返戰場：從競選發言人，到白宮講台 

2024 年，特朗普再次宣布參選總統。Leavitt 回到他身邊，擔任競選發言人，很快升為全國新聞秘書，負責在全國媒體面前扛起整個陣營的話語。 

這一次，她真正走上國家級的前線：她代表競選團隊接受電視訪問，負責面對主持人拋出的所有尖銳問題；她在法院外舉行記者會，為特朗普在多起司法案件中辯護；她在社交平台上高頻率地回應、反擊、標記記者帳號，把本來在幕後進行的媒體攻防，公開給支持者看。 

她的風格愈來愈鮮明：她不把媒體視為中性管道，而是當成一個必須對抗的政治主體；她不只想「避免失言」，而是刻意製造可以被支持者記住、被剪輯成短片的金句；她樂於在回答中明確站隊，用「我們」與「他們」把世界切割得很清楚。 

對於特朗普來說，這樣的人選幾乎是理想的：年輕、戰鬥、忠誠，擁有當代媒體操作感，又願意毫不猶豫地替他扛起爭議。對 Leavitt 來說，這也是一次更徹底的押注：她幾乎把自己的職涯與名聲，完全綁在這一個政治專案之上。 

選舉結果是，特朗普重返白宮。他宣布任命 Karoline Leavitt 為新一任白宮新聞發言人——史上最年輕的一位。這個決定對外界而言是驚訝卻在預期之中：她缺乏傳統華府建制派履歷，卻有完整的「特朗普世界」資歷；她的戰鬥風格與總統的衝突美學高度對應。 

對她個人而言，這則是一個完整回圈：她曾在白宮後台讀信寫稿，曾在國會與選區辯論，如今回到同一幢建築，在最亮的那個房間裡，對全世界說話。 


（圖片說明）從競選團隊到重返白宮，Leavitt 始終緊跟在川普政治專案周圍。忠誠與戰鬥力，是她得以進入核心權力圈、最終站上白宮講台的關鍵政治資本。

站上白宮講台：把簡報室變成戰場 

2025 年初，二十多歲的 Karoline Leavitt 在白宮簡報室主持第一場正式記者會。她穿著深色套裝，站在寫著「The James S. Brady Press Briefing Room」的標牌前，背後是國旗與藍底白宮標誌。 

她的開場聲明很短，卻精心設計。 

一方面，她宣稱這個白宮「尊重第一修正案」，要恢復前一任政府取消的新聞通行證，讓更多媒體重新進入簡報室。她以此向被逐出白宮的記者釋出一個制度性信號：這個講台將重新開放，不會完全關門。 

另一方面，她立刻轉向「新媒體」：她指出「年輕人從越來越多不同的平台獲得資訊」，宣布將正式為 Podcaster、網紅、部落客與「新媒體聲音」保留席位，說自己「以身為史上最年輕的發言人為榮，也以打開這個房間給新媒體為榮」。 

這兩個動作背後，是一個清晰的觀念：她不是要維持簡報室原本的結構，而是要重編誰能在這裡說話、誰能在這裡提問。 

接下來的問答環節，很快展示了她的風格。當記者問到特朗普在前任期的司法爭議時，她先指出問題中「帶假設、帶偏見」的語言，接著引用法律程序與法院判決，試圖把問題從「人格審判」拉回到「制度爭議」。最後，她補上一句：「如果這是一位民主黨總統，你們會問同樣的問題嗎？」讓整個房間瞬間緊繃起來。 

那種節奏，在接下來的簡報中不斷重演：她對不利問題幾乎從不正面退讓，而是先解構問題，再重建自己的框架；她喜歡用短句收尾，方便被剪輯成標題或社群短片；她擅長在禮貌與攻擊之間找到一個微妙平衡：開頭用「with all due respect」這類套語，內容上卻毫不客氣地批評報導。 

對支持她的人來說，這是一種久違的爽感：「終於有人在這個房間裡替我們反擊那些媒體了。」對批評她的人而言，這是一種危險：「白宮簡報室不再是制度化的問責場域，而變成總統陣營的現場攻防。」 

她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在視覺上，她把簡報室變成一個政治戰場；在制度上，她改寫了「誰能進這個房間」的規則；在敘事上，她讓「政府與媒體的關係」變成每天開打的戲劇。 

（圖片說明）白宮簡報室的椅子與鏡頭，構成了美國政治與媒體長期拉鋸的象徵場景。Leavitt 所代表的新一代發言人，正是在這個場景裡重寫遊戲規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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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與性格：一個發言人是如何「做事」的 

要理解她如何在這個位置上找到自己的角色，需要把抽象的「會說話」拆解成技術與性格兩個層次。 

在語言技術上，她有一個明顯的三段式結構：先質疑問題前提，指出其中的片面與偏見；再給出一組對自己有利的事實或故事，常常帶著具體數字或人名；最後用一句情緒飽滿、立場鮮明的短句收尾。 

這個結構非常適合社交媒體時代：中間部分可以被不同媒體各取所需，但結尾那句話幾乎一定會被剪進短片、寫進標題。她刻意將自己的回答設計成「可剪輯的模組」，哪怕對方帶著不友善意圖剪輯，她仍能在截取的片段中保留想要的訊息。 

在情緒控制上，她的特點是不失控的尖銳。當面對她認為不公正的提問時，她會露出一個極短暫的笑——介於冷笑與「我早知道你會這樣問」之間——然後才開始回答。這個笑既是情緒緩衝，也是暗示支持者「你們看，他們又來了」。 

她常用禮貌包裝反擊：用「the American people really care about…」這類句式，把焦點從媒體拉回「人民」，暗示問題本身脫離了真正關心的核心。這種技巧讓她在形式上維持官方禮節，在內容上卻不減攻擊力。 

在角色感上，她則非常擅長自我敘事。對友善媒體，她反覆講述自己在冰淇淋店打工、在天主教學校受訓、在白宮讀信、在選戰中敗選的故事，逐步建構出一個具有情感密度的角色：小鎮女孩、虔誠信徒、勤奮幕僚、失敗候選人、戰鬥型發言人。 

這個角色定位，讓她在支持者心中不是冷冰冰的「職位」，而是一個有過跌倒與重來經驗的人。對一個極化年代的陣營來說，這樣的人物，比單純專業的技術官僚更能產生情感共鳴。 

（圖片說明）白宮總統信件辦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Presidential Correspondence）。在這裡實習期間，Leavitt 接觸到來自全美各地的信件與民眾訴求，開始理解公共敘事如何從普通人的故事中被選取與塑造。這段經歷讓她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國家治理與政治傳播的實際運作。

她如何在這個時代找到自己的位置  ？

如果把她的生命軌跡拉成一條線，可以看到一個逐步清晰的過程。 

起點是小鎮生活與小企業家庭，讓她對稅負、監管、媒體敘事與「普通人感受」有了非常具體的感知。信仰教育讓她在價值議題上有相對穩固的保守立場。大學與白宮信件辦公室的經歷，讓她學會如何把這些感受轉化為文字與故事。 

進入白宮新聞團隊後，她學會如何預判媒體、管理議程，理解「誰提問、誰剪輯、誰決定標題」之間的鏈條。自己下場參選並失敗，又讓她體會到身處聚光燈中央被審視的脆弱與無助。 

這一切經歷匯聚到一個關鍵選擇上：她願意把自己的角色定義為一個「站在一側的聲音管理者」，而不是退居到更安全、更中性的專業位置。 

她找到的位置，是在媒體權威斷裂與政治極化的斷層線上，以高度技術化、卻帶明確立場的方式說話。她不試圖修補斷裂本身，而是成為這個斷裂的一方代表，甚至用自己的工作，持續把裂縫描得更清楚。 

從個人角度來看，這是一種高風險的押注：她把自己的未來與一個極具爭議的政治專案綁在一起，若有一天這個專案在歷史評價中被嚴厲否定，她的名字也很難被分割開來。 

從時代角度來看，她則成為一種新角色的樣本：不再假裝中立的發言人，而是坦率站隊、以專業技巧放大立場的政治傳播者。 

（圖片說明）政治傳播的前線。Karoline Leavitt 代表了一種新的政治傳播者形象：善於利用媒體節奏、社交平台與即時敘事，在高度極化的輿論環境中管理信息議程。

她為這個時代帶來了什麼 

為一位仍處於職涯早期的政治人物下定論為時尚早，但我們已經能看到她帶來的幾個具體影響與符號意義。 

她重新定義了白宮簡報室的邊界。傳統上，這個空間是政府與主流媒體之間高度儀式化的對話場域，參與者的資格與角色相對固定。她把它變成一個更開放卻也更混雜的空間：主流媒體仍在場，但 Podcaster、網紅與「新媒體」被制度化地引入，官方承認「信息生產中心」不再只在報社與電視台之內。這既可以被視為資訊民主化的一步，也可以被批評為專業門檻的稀釋。無論評價如何，它確實反映並加速了一個事實：公共討論權重已從少數大媒體轉向分散平台，白宮不得不正視並擁抱這種轉變。 

她塑造了一種「明確站隊的專業發言人」模板。過去，多數發言人即便有立場，仍會維持一種制度上的中性外觀，把「我」隱藏在「職位」後面。她則幾乎不掩飾自己的政治信仰與情感，願意在鏡頭前直呼「自由派媒體」「假新聞」。這種姿態會鼓勵更多帶著強烈價值觀的年輕人，以不遮掩立場的方式進入公共領域，讓公共討論更坦率，也更尖銳。 

她為保守派年輕女性提供了一個新的公共形象。長期以來，美國主流文化中「女性領導者」的典型多來自自由派陣營，而保守派女性常被刻板化為附屬角色。Leavitt 在白宮講台上的存在，讓一種不同路線的女性形象變得可見：她強調信仰、家庭、秩序，卻同時掌握高度專業的媒體技術，願意在最前線與記者交火。這對部分保守派年輕女性而言，是一種「可以仿效的樣子」。 

她進一步削弱了主流媒體的象徵權威，同時逼迫它們自我反省。她幾乎將批評媒體當成工作的一部分，反覆指控報導偏見、選擇性失明。這無疑會在短期內加劇不信任與對立，但也讓媒體不能再簡單自居為「中立裁判」，必須面對自身歷史累積下來的失誤與盲點，重新説明自己的專業標準與價值。 

最重要的是，她讓「誰有資格替國家說話」這個問題變得具象而尖銳。當一位二十多歲、來自小鎮的年輕女性，手握講台麥克風，在直播鏡頭前與資深記者對峙時，許多觀眾第一次意識到：發言人不再只是穩重、灰髮的男性官僚，而可以是這樣一個帶著強烈立場，卻也明顯掌握新媒體語言的人。 

這種變化，既反映了時代，也反過來塑造了時代。 


（圖片說明）作為白宮新聞發言人，她在高壓的政治節奏與個人生活之間快速切換。年輕一代政治菁英不再只是「職位」，也同時在公共舞台上扮演世代、性別與家庭角色的多重象徵。

下一個斷層線到來之前 

在短影片、快訊與標題主導的年代，像 Karoline Leavitt 這樣的人，很容易被簡化成幾個標籤：年輕、強硬、極化。這篇人物志嘗試做的是相反的一件事：把標籤拆開，看到裡面具體的軌跡、選擇與矛盾。 

她從一個在冰淇淋店裡舀冰淇淋的小鎮女孩，走到白宮簡報室的講台前，中間經歷的是一連串看似平凡卻高度累積性的工作：讀信、寫稿、剪輯、預判問題、在地方電視台跑腿、在選區裡敗選。正是在這些不光鮮的環節裡，她一點一滴確定了自己的位置——那就是站在這個時代最吵雜、最充滿衝突的地方，負責替一整個陣營說出那句話。 

她為這個時代帶來的，不是一項技術發明，也不是一部立法成就，而是一種新的發言人角色、一種新的說話方式：在權威裂解、立場分明的年代裡，你可以選擇不假裝中立，而是坦白站在一側，用冷靜而熟練的技術，管理一個國家的敘事。 

這種選擇的價值與代價，仍有賴時間檢驗。但可以確定的是，當未來回頭看這個十年的政治與媒體史時，白宮簡報室裡那張年輕的臉，會是其中一個難以忽略的畫面。它提醒我們：在斷層線打開的年代，有一整代人正試圖在裂縫邊緣找到自己的角色，並用聲音改變世界。 

《Karoline Leavitt 人物全景年表（1997–2025）》

GFM 人物研究資料庫版本

人物關鍵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