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

Catherine Liu: AI可以起草法律文件,但不能替人承擔最後責任

科技創業的關鍵決定,與一位律師多年形成的專業判斷

一份經律師審慎修改的交易文件,被客戶使用的AI標出十二個「坑」;在劉入銘看來,其中十一項恰恰是在保護客戶。這個案例,揭示了文字分析與交易判斷之間的距離。透過一次電話長談與洛杉磯分所開業時的現場訪談,GFM.News追索這位科技企業律師的職業道路,也探問一個日益迫切的問題:當文件可以快速生成,理解、核查與承擔後果的工作,應當如何完成?

文/Kevin Guo
2026/11/9
2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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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專業判斷如何形成,又如何在技術變革中保持價值,是GFM.News持續關注的問題。劉入銘(Catherine Liu)律師的職業道路提供了一個具體的觀察窗口:創辦人面對融資、交易與智慧財產權的選擇時,需要怎樣的經驗與協助?這篇人物報道,也延續了我們對自身工作的追問——工具提高效率之後,核查與問責如何落實?

GFM.News 編輯部

 

(圖片說明)牧誠律師事務所(MagStone Law)創始合夥人 Catherine Liu(劉入銘),長期從事公司法、創業融資及跨境交易法律實務。她關注AI工具如何協助法律工作,以及專業判斷在具體交易中的作用。


西洛杉磯,再次見面

2026年10月23日,我在西洛杉磯再次見到劉入銘(Catherine Liu)律師。

MagStone Law(牧誠律師事務所)的洛杉磯辦公室在這一天舉行開業活動。位於西奧林匹克大道的Westside Towers,兩座弧形辦公樓隔著廣場相望。辦公室的寬幅玻璃窗外,低層街區向遠處鋪展,樓群與山脊出現在同一片明亮的天空下。

這一次,我帶著GFM.News視頻節目《Every Shade of Gray》(中文名《財經萬象》)主持人Christy前來,由她主持訪談,我負責拍攝。

面對鏡頭,Christy把問題放在許多創業者正在經歷的處境裡:資金有限,時間緊迫,AI又能迅速提供一份看似完整的答案。當創辦人開始用ChatGPT處理法律問題,他們得到的究竟是幫助,還是一種尚未經過檢驗的信心?

劉入銘沒有急著否定工具。她自己使用AI,也理解創業者為什麼使用它。她關心的是接下來的一步:得到答案之後,使用者是否知道它為什麼成立,又在什麼情況下可能不成立?

我在攝影機後聽著,想起數月前我們的一次電話長談。

我們最初相識於北大南加州一場以「破界與更迭」為主題的AI論壇。現場的交流之後,我又就她的職業經歷與法律實務作了進一步採訪。後來的一通電話,持續了一個多小時。

電話裡,她的聲音平穩,談到法律細節時,偶爾會停下來確認措辭。那種謹慎給我留下了印象。她沒有把複雜問題說得輕而易舉,也沒有把專業價值藏在難懂的術語後面。

我們當時反覆談到一個問題:文件可以由AI生成,但誰來判斷它是否適用,誰決定簽字,又由誰面對決定之後的結果?

如今,在新辦公室裡,這個問題再次出現。兩次採訪相隔數月,談話的入口不同,最後都回到同一件事:當一項決定會改變一家公司的未來,專業人士究竟應當提供什麼?

父親講的那個賣鞋故事

劉入銘第一次認真考慮法律,是因為父親講的一個故事。

兩個推銷員到同一個島上賣鞋。第一個人看到島上沒有人穿鞋,認為沒有市場,沮喪地離開。第二個人看到同樣的景象,卻覺得機會很大:所有人都還沒有鞋。

父親藉這個故事向她解釋,當時中國的法律制度正在快速發展,許多規則尚待建立,新的法律也在陸續出現。對準備選擇專業的年輕人而言,這意味著大量尚未被滿足的需求。

高中畢業的她記住了這個故事,後來選擇了北京大學法學院。

入學之前,她對律師的想像,仍接近影視作品中的形象:出庭、辯論,替當事人據理力爭。真正改變她理解的,是畢業後在君合律師事務所工作的那幾年。

當時,外資進入中國帶來新的交易,也帶來一連串尚待釐清的法律問題。她記得,一位合夥人曾把一本與世界貿易組織(WTO)相關的書交給她,告訴她:把這本書吃透,接下來五年生活不愁。

多年之後,她仍記得這句話。

它讓她看到,法律工作也可以發生在爭議之前:一家企業如何進入市場,一項交易如何安排,各方權利如何落實。律師參與的,是商業活動得以展開的條件。

此後,她到香港大學深造,在美資律所Morrison & Foerster(美富律師事務所)從事跨境交易相關工作,又赴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院進修,逐步在美國公司與金融法律實務中累積經驗。她的職業道路橫跨北京、香港及美國,涉及公司設立、融資、併購、證券與科技交易。律所官方履歷亦記載了這些求學及執業經歷。

她後來落腳矽谷。

在那裡,一家創業公司的法律需求,往往與它的成長同步發生。公司如何成立、股權如何分配、投資如何進入、技術權利如何歸屬,這些看似分開的問題,會在下一輪融資或一場收購談判中重新匯合。

2013年,她與合夥人創辦MagStone Law。她向我談起這段經歷時,沒有把它描述為一個早已規劃完整的宏大決定。大所的訓練、客戶的需求,以及華人創業者與美國法律服務之間的理解落差,逐漸把她推向了這個選擇。

在10月23日的現場訪談中,她介紹,律所的創始團隊具有大型律所工作背景,服務涵蓋企業從成立、創投融資到併購及上市的不同階段,也包括智慧財產權、商標、房地產與稅務相關事項。據她介紹,多年來累計服務的客戶已超過兩千名。

新辦公室的一面牆上,整齊排列著企業與機構標識。據律所介紹,牆上的標識代表其曾服務的部分企業與機構。對來訪者而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熟悉或陌生的名字;對法律實務而言,每一項工作背後,都有特定的交易、當事人與需要解決的問題。

聽她講述職業道路,我逐漸理解,她所說的判斷力,是專業訓練在實務中不斷被檢驗的結果。書本提供方法,交易迫使人決定:眼前這個問題,究竟應當如何處理。

(圖片說明)MagStone Law創始合夥人 Catherine Liu(劉入銘,左)在西洛杉磯辦公室接受 GFM.News《Every Shade of Gray》(《財經萬象》)主持人 Christy(右)採訪,探討 AI 工具在創業法律實務中的應用,以及專業判斷與責任的界線。


那十二個「坑」,究竟在保護誰

在電話採訪中,劉入銘講過一份交易條款清單——term sheet的故事。

談判對方態度強硬,客戶又特別叮囑,希望修改不要顯得過於激烈。她需要同時完成兩件事:處理客戶擔心的風險,也讓對方願意繼續談下去。

按照她的回憶,她花了一個多小時調整文本。從修改痕跡看,文件沒有大幅變動,但客戶關切的問題,已經透過措辭和條款安排逐一處理。

文件發出後,客戶很快傳回一份清單:AI在文件裡找出了十二個「坑」,也就是十二項它認為可能存在的問題,希望她逐條確認。

她認真看完後發現,其中十一項,恰恰是她為客戶安排的保護;剩下一項,也已經與客戶討論過。

她反問客戶,是否希望把這些保護自己的條款拿掉。經過解釋,對方才理解清單與實際交易之間的差別。

這個案例讓我記住的,是一項條款可以同時具有兩種面貌:對一方是限制,對另一方卻可能是必要保障。若不知道使用者代表誰、談判進行到哪一步、哪些問題已經交換過條件,就很難判斷某個「異常」究竟意味著什麼。

文字可以單獨抽出來分析,交易卻有它的前因後果。

在洛杉磯的現場訪談裡,劉入銘又談到另一個例子。一名客戶告訴她,ChatGPT對某個問題給出了答案,但她持不同看法。雙方進一步比較,發現即使使用相同工具,提問的方式和提供的背景不同,也可能得到不同結果。

她提醒,如果使用者在問題裡已經表露自己希望達成的結論,回答也可能朝著那個方向展開。

這使問題多了一層。使用AI的人,既要檢查工具的回答,也要檢查自己的問題:是否省略了不利於自己的事實?是否把尚未成立的前提當成已知條件?是否只是換一種方式,請工具同意自己的想法?

對缺乏法律訓練的創辦人而言,困難往往就在這裡。他可能知道自己想做什麼,卻不知道還有哪些問題需要先問。

劉入銘重視的,是在答案出現之後,仍然保留檢查答案的能力。

合同要能經得起出問題的那一天

很多創業者對法律文件的期待,首先是完整、清楚、可以簽署。

劉入銘談得更多的,卻是事情不再順利的時候。

雙方合作愉快時,合同容易被看作一道程序。等到交付延誤、資料外洩、付款爭議或合作終止,文件中的每一個安排才開始顯出分量:損失由誰承擔?責任是否有上限?智慧財產權歸誰?保密義務延續多久?合作結束後,哪些使用權仍然存在?

她在電話裡舉過一個例子:一家小公司為大型科技企業提供服務,合同中包含賠償責任安排。從大公司的角度看,商業機密或產品設計一旦外洩,可能造成重大損失,要求保護有其理由。

但對只有幾十名員工的小公司而言,同一條款可能意味著難以承受的風險。

此時,需要回答的問題包括:公司是否理解自己接受了什麼責任?簽署者是否具備相應授權?風險能否透過談判、保險或其他安排控制?最壞的情況發生時,公司是否仍有能力繼續經營?

(圖片說明)牧誠律師事務所(MagStone Law)洛杉磯分所開業現場,律所標誌前擺放著祝賀花籃。這間位於西洛杉磯的辦公室,也是GFM.News此次現場訪談的地點。


一份語法正確、用語專業的文件,不會自動回答這些問題。

想到這裡,我意識到,流暢有時會降低人的警覺。粗糙的文字容易讓人停下來檢查,精緻的文字卻可能讓人過早放心。當法律文件可以迅速生成,理解文件所需要的耐心反而更重要。

Christy在現場把問題問得很實際:對資源有限的新創企業而言,什麼時候可以先用AI,什麼時候應該找律師?

劉入銘的回答保留了情境差異。為初步討論整理資料,AI可能已經能提供幫助;但如果反覆詢問之後,使用者仍不明白答案,也不知道應當如何決定,就需要進一步的專業協助。

她沒有否定創業者節省成本的需要。她提醒的是,有些成本在簽字時看不見,卻會在日後的爭議中出現。

五分鐘的初稿,之後還有多少工作

Christy隨後提出了一個直接關係到專業服務價值的問題:過去需要花幾天準備的文件,如今AI可能幾分鐘就能生成,律師的工作與收費應當如何理解?

這是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技術若提高效率,客戶理應關心效率如何反映在服務中。

劉入銘沒有迴避AI帶來的改變。她和團隊都使用這些工具,協助整理資料、摘要、研究與起草。資深律師使用AI,也可能更快得到有用的工作成果。

但她指出,產生文字只是其中一個環節。內容是否正確、依據是否可靠、是否符合交易背景,以及遺漏了什麼,都需要另外檢查。

客戶也會帶著AI審閱後產生的問題回來。有些問題值得認真討論;有些則源於工具缺乏背景,或使用者誤解了文件。律師需要逐一分辨,再向客戶解釋。有時,這個過程會增加溝通時間。

在此前的電話採訪中,她曾以四成與六成說明初稿與後續工作的關係:依她的工作經驗,AI初稿可能只完成約四成,後續仍需要大量追問、修改、驗證與補充。這是她對自身實務的估計,並非衡量所有法律工作的統一比例,也不是對AI回答準確率的統計。

她真正想指出的,是初稿之後還有多少工作沒有完成。

一位有經驗的律師協助創辦人設立公司,通常需要先了解:為什麼成立這家公司?是否準備引入投資?是否聘用員工或設立股權激勵?股東來自哪些地區?哪些技術或其他資產需要放進公司?有沒有稅務、身分或跨境安排需要協調?

這些答案會影響架構,也會影響日後的融資與交易。

AI可以幫忙列出問題,但使用者仍需要判斷,哪些與自己有關,哪些尚未問到,以及哪些回答需要進一步查證。

劉入銘也談到年輕律師的培養。當部分重複性工作被工具承擔,律所仍需要思考:下一代律師如何獲得理解文件、參與談判及辨識風險的機會?

判斷力需要練習。人們期待資深律師在關鍵時刻看出問題,也就需要給年輕律師逐步形成這種能力的過程。

這場關於效率的討論,最後指向了更長遠的問題:技術節省下來的時間,會被用來減少工作,還是用來把工作做得更周全?

(圖片說明)MagStone Law洛杉磯分所內展示的部分企業與機構標誌。據律所介紹,這些標誌代表其曾服務的部分客戶。


法律文化之間,需要有人解釋

劉入銘的跨法域經驗,使她對理解上的落差格外敏感。

熟悉一個市場的創辦人,進入另一個市場時,往往會帶著既有的商業習慣。他可能知道如何談價格、找客戶、組建團隊,卻未必熟悉當地如何解釋合同、判斷責任或處理爭議。

她在電話裡談到,華人創業者進入美國市場時,不能只尋找一條可以直接套用的法規,也不能以為避開某一句禁止性文字,就已經完成全部法律判斷。

美國的法律實務同時涉及成文法、判例、監管規則與具體事實。對創辦人而言,需要理解的不只是條文寫了什麼,也包括這些規則在自己的交易中如何適用。

這種理解上的距離,在文字被翻譯成另一種語言之後,仍然可能存在。

現場訪談中,她談到一位客戶曾讓AI逐條解釋一份早期融資協議。對方讀了大量說明,卻仍然不理解這份安排最重要的含義。經過她簡短解釋,客戶才掌握核心。

這個例子讓「說明」與「理解」之間的差別變得具體。一份回答可以很長,真正需要釐清的卻可能只有一個關鍵:簽下去之後,權利和義務將如何改變?

她也強調法律專業的分工。國家安全審查、稅務、證券、智慧財產權、隱私與勞工問題,各有其專門知識。資深律師同樣需要知道自己的能力邊界,辨識何時應由其他專家介入。

AI在這裡可以提供協助,讓律師更快了解相鄰領域的背景。但發現問題之後,仍需要決定應當核查什麼、向誰請教,以及如何把不同領域的意見放回同一項交易。

在她的講述裡,專業的成熟也包括承認:這件事,需要另一位更合適的人一起完成。

產品做出來了,權利在誰手裡

在劉入銘接觸的新創企業問題中,智慧財產權歸屬是一項容易被延後處理的工作。

早期團隊通常忙著開發產品、尋找市場、爭取融資。創始人協議、外包合同、保密安排,以及技術權利如何進入公司,容易被視為可以稍後補上的事情。

直到投資人開始盡職調查,或潛在買方要求查看文件,問題才變得迫切。

她提到一種常見的直覺:我付了錢,東西當然就是我的。

但付款與取得完整權利,並不總是同一件事。

找外部工程師開發程式,請設計師製作標識,委託團隊建立網站或應用程式,企業需要了解自己取得的究竟是什麼:成果本身、特定用途的授權,還是可以進一步轉讓的權利?

以美國著作權為例,「受僱創作」(work made for hire)有特定適用條件,並非付費委託就自動成立。著作權所有權的轉讓,除法律規定的例外情形,通常需要權利人或其授權代理人簽署書面文件。

因此,實務上需要根據具體關係,處理智慧財產權轉讓、保密、員工發明及外包開發等安排。員工與獨立承包人的身分,也不能只看合同上的名稱。不同權利、不同工作關係及不同適用法律,需要分別判斷,不能靠一份通用模板概括所有情況。

在10月23日的訪談裡,Christy又把問題帶到AI與開源資源。

劉入銘指出,創辦人需要知道使用的技術從哪裡來、相關權利屬於誰,以及使用時需要遵守什麼授權條件。企業準備擴張或出售時,這些都會成為必須說清楚的事項。

一項產品能夠運作,與一家公司能夠清楚證明自己有權開發、使用和處分它,是不同的檢驗。

早期文件若沒有做好,日後未必無法補救,但補救往往意味著重新談判、尋找簽署人、處理爭議,以及承擔交易延遲的不確定性。

對創辦人而言,困難的局面可能是:產品已經完成,客戶已經開始使用,融資也進入關鍵階段,卻發現核心技術的權利來源與轉讓紀錄仍有缺口。

這些文件如同一家公司的地基,而地基需要按照建築本身設計。

創始人之間的協議處理權利與合作安排;智慧財產權轉讓及開發合同處理核心成果;適合公司形式的治理文件確立決策程序;服務條款及隱私文件則需要與產品實際運作一致。文件的名稱不是終點,彼此能否相互銜接才重要。

這些安排無法保證一家公司成功。它們的價值,是讓公司有機會在成長之後,仍然清楚自己擁有什麼、承諾了什麼,以及能夠交付什麼。

(圖片說明)牧誠律師事務所(MagStone Law)洛杉磯分所開業活動期間,來賓在辦公室走廊交流。


我把媒體的問題也帶進了對話

此前電話採訪接近尾聲時,我把GFM.News自身的問題也帶進了談話。

創辦一家AI驅動的財經媒體,讓我每天都在經歷效率與責任之間的關係。資料可以更快蒐集,錄音可以更快整理,公開文件可以更快比較,一篇初稿也可以更快出現。

作為創辦人,我知道這些效率對一個資源有限的團隊有多重要。它讓一些原本難以承擔的工作成為可能,也讓我們能以更多語言接近讀者。

但當一篇文章即將發布,問題仍然具體:這個數字是否有依據?這句話是否準確反映受訪者的意思?一項指控有沒有被寫成事實?讀者依據這篇報道理解世界時,我們是否給了他足夠可靠的材料?

劉入銘沒有就不熟悉的媒體業務給出具體法律結論。她從一般原則談起,將問題帶回資訊來源。

沒有AI的年代,記者同樣需要閱讀政府文件、公司資料與其他媒體報道。工具加快了接觸資料的過程,卻沒有取消查證的必要。

來源在哪裡?是否原始資料?轉述有沒有失真?是否需要親自打開文件,查看完整上下文?

這些問題聽起來樸素,實際做起來卻需要時間,也需要願意停下來的判斷。

我從她的法律實務裡,看到了與新聞工作相近的要求:讀懂一份文件,包括知道它沒有說什麼;引用一句話,包括理解它是在回答哪個問題;使用一個答案,包括承認自己還不知道什麼。

對GFM.News而言,我希望AI節省下來的時間,能讓我們多核對一份原始資料,多問一次關鍵問題,也多給受訪者一個澄清的機會。

這是我對「制度型媒體」的理解:讓資訊有可以追溯的來源,讓判斷有可以檢查的依據,也讓錯誤有被更正的途徑。

文章最後的署名,因此具有實際分量。它提醒我,無論使用了多少工具,交到讀者面前的內容,仍然需要由編輯與作者承擔自己的責任。

(圖片說明)MagStone Law洛杉磯分所開業活動上,創始合夥人 Catherine Liu(劉入銘,中)與到場來賓合影。左一為企業上市顧問 Solomon,左二為瑞銀國際董事總經理 Xuemei Wei,右二為GFM.News聯合創始人 Nala,右一為GFM.News創始人 Kevin Guo。


最後落下的那個名字

在電話採訪中,我曾問劉入銘:AI時代,法律專業是否會成為稀缺資產?

她對這個說法作了修正。她更重視的是,在實務中形成的經驗、洞察與判斷。

這個修正值得保留。

職銜本身不能保證判斷正確,資歷也不能使人免於查證。專業價值需要在具體工作中體現:能否看出當事人沒有意識到的問題,能否解釋不同選擇的後果,能否在效率與審慎之間作出適當安排。

她自己創辦律所,也服務創辦人。她理解企業需要速度,需要控制支出,需要在不完整的資訊中繼續前進。因此,她對AI的討論始終包含兩面:工具擴大了小團隊的能力,也讓使用者更需要理解自己正在做什麼。

在洛杉磯的現場訪談中,她肯定AI使更少的人能完成更多工作。這種效率是真實的機會。但當工作涉及他人的權利、企業的核心資產或難以承受的責任,速度之後仍然需要判斷。

我想到那份只作了有限修改的term sheet。從外表看,它可能只是一份沒有大幅變動的文件;從實務看,裡面包含了對客戶處境、談判對手和風險分配的理解。

這類工作不容易被文字數量衡量,也不容易從生成文件所花的分鐘數看出來。

數月前的電話,讓我認識了她形成這些判斷的道路。10月23日的現場訪談,則讓同樣的問題在Christy的追問下變得更直接:創辦人需要什麼,工具能夠提供什麼,以及專業人士還必須完成什麼。

AI可以寫法律文件。文件進入真實交易之後,仍然需要有人理解它、核查它,並向當事人說清楚簽字的意義。

站在十樓辦公室的窗前放眼望去,西洛杉磯的屋頂、街道與遠處山脊,在日光下層層展開。日落大道與比佛利山莊的名字,也讓這片城市景觀有了另一層聯想:電影、夢想,以及無數人對一種新生活的期待。眼前的城市比銀幕上的故事更遼闊,也更具體。有人正在創辦公司,有人在等待一筆投資,有人即將在一份文件上簽下名字。我想,劉入銘多年來工作的分量,就在這些時刻顯現——幫助一個準備向前走的人,看清腳下的路,也看清自己將要承擔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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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與編輯說明

本文綜合Kevin Guo此前與劉入銘的論壇交流、電話採訪,以及2026年10月23日由GFM.News視頻節目《Every Shade of Gray》(《財經萬象》)主持人Christy主持、Kevin Guo拍攝的現場訪談整理,並參考公開資料。文中分析由作者負責;相關討論不構成針對具體事項的法律或投資建議。